索罗斯是迦太基的神经网络和操作系统

总之，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当我们知道乔治•索罗斯是谁、他有能力做什么和他已经做了什么时，我们决不能对他的话掉以轻心。一些评论家声称“这个老金融投机家疯了”。索罗斯不仅仅是一个人，他还是西方自由主义文明的“人工智能”机器。这台机器的代码和算法是维持西方21世纪统治权的基础。

在这种多层次的全面统治中，意识形态与经济、地缘政治与教育、外交与文化、情报与新闻、医学与恐怖主义、生物武器与生态议程、性别政治与重工业和世界贸易交织在一起。就索罗斯而言，他是一个需要我们应对的“开放社会”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答案、行动、步骤和策略都经过精心策划。新的信息被输入到一个调试良好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就像发条一样精准运行，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个超级计算机，一个全球主义的神经网络那样运行。

“一个封闭社会”，也就是“我们”，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创建我们自己的代码和算法。对索罗斯和全球主义者说“不”是不够的。作为回应，有必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们要和他们一样团结、周密、理智，并有资源和能力支持。从本质上讲，这样的反索罗斯体系属于“欧亚主义”和“第四政治理论”（这是一种多极世界哲学，全面捍卫神圣传统和古老价值观）。面对索罗斯，光辩护还不够，更要还击，而且是在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还击。谈到环境问题，如果索罗斯认为全球变暖是一种威胁，那么全球变暖就是我们的盟友，就像“冬季将军”一样。我们应该把全球变暖这一不明现象招募进瓦格纳集团并给它颁发一个奖章。

索罗斯，打钱！俄国自由主义的耻辱

我与索罗斯只见过一面。20世纪90年代初，我应邀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厅与索罗斯会面。索罗斯由《生意人报》的自由派人士马克西姆•索科洛夫介绍登场，他周围还有一群身份不明的索罗斯基金会工作人员。这次会议是为了推介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这是索罗斯、拜登和所有当代自由派人士的“圣经”。一开始，发言的主要是波普尔拥趸。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同一件事，这事与波普尔完全无关，即“亲爱的乔治•索罗斯，给我钱，有多少给多少！”唯一的变化是，“不要给他/她钱，他/她是一个无名小卒，把钱给我！”索罗斯几乎都要睡着了。

1970年代，卡尔•波普尔接受电视对话

最后，他们把话筒给了我。原来，我可能是听众中唯一读过波普尔的人。可能马克西姆•索科洛夫也读过。而其他人只是像钟表一样不停地重复：“给我钱，给我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主义者。难怪他们多次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以至于使外界都感到头晕目眩。在现在的“特别军事行动”期间，他们在哪？到处都是。既在那边也在我们这边。“索罗斯，给我钱！”很容易被“普京，给我钱！”所取代。但这并不重要。

当我说出我所想到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与“开放社会”的个人主义不相容时，索罗斯一激灵清醒了过来。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颊，即使在那时他也不那么年轻了，涨得通红。在听了我的小讲座后—— “自由主义永远不会在俄罗斯获胜，它可能会被拒绝或践踏，我们将回到最初的俄罗斯道路，用尽全力再次对抗全球主义和西方霸权（最后我用一句可悲的‘回家吧，索罗斯先生！越早越好！’结束了发言）”，索罗斯做了总结陈词。他对听众说：“据我所知的俄国历史，革命是由你们这样的人（他指着坐在大厅里的大多数人）发起的，由像他这样的人（他指着我）完成的。你没有一句话提到波普尔，但似乎只有你这个‘开放社会的敌人’读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并在刚才叫我滚蛋。这是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悲哀。你们要的是钱，而他要的则是思想。但我希望我错了，你们会有所收获”。于是他结束演讲，前往匈牙利。

现在他和他的基金会，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匈牙利，都被看成是危险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这真的是名副其实。

但总的来说，索罗斯的分析是正确的。在20世纪90年代，权力掌握在自由主义者手中，但渐渐地，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他们失去了权力。

今天，我们显然走上了俄罗斯道路，正在对抗“开放社会”的全球霸权，为一个多极世界而战。

毕竟，我们是罗马，而他们是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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