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协同破局出海

从中国企业出海及自主全球供应链构建视角看，中国航运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探索，为中国出海企业应对复杂海外环境、提升生存发展能力提供了关键经验参考。

事实上，国内外经营环境存在本质差异。在国内经营环境中，中国企业受益于政府强有力的治理体系、统一的语言文化环境及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政府的协同支持，政策衔接顺畅、营商环境可预期性强。

与国内环境不同，海外市场中利益集团割据、地方势力博弈、文化隔阂等问题普遍存在，部分地区还面临政局动荡、法律法规频繁调整等风险，加之欧美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垄断地位，蓄意通过政策联垒、舆论抹黑等方式干预中国企业运营，大幅增加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经营难度与不确定性。

此前中国企业出海多采用“融入式”模式，即嵌入欧美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依托该体系的安全保障及东道国支持开展经营，但当前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对中国航运企业的接纳度大幅下滑，东道国态度也从配合转向主动阻挠，部分港口准入、航线审批等环节设置隐性障碍。

在此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突破外部限制、实现持续运营，已成为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的共性挑战。以美国市场为例，当地商业主体普迫通过政治献金、专业游说、高额法律投入及媒体公关维护经营环境，此类合规与公关成本已成为中国企业在美运营的必要开支，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因此，对于业务遍及全球的中国航运企业而言，有责任系统梳理海外运营经验，包括风险预警机制、本地化合规策略、跨文化沟通方法等，通过体系化知识沉淀形成可复用的参考框架，为后续出海企业提供指导。即便需增设专职岗位或增加人力成本，此举仍能帮助更多中企规避潜在风险、降低试错成本，具备长远战略价值。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对国际承运人具备有效监管基础，此类企业的船舶需依托中国港口开展运营，中国港口的吞吐量与枢纽地位为监管提供了关键抓手。在特定场景下，需将约束措施（如港口服务优先级调整、合规审查强化）与利益引导（如合作参与中国港口基建、共享航线资源）相结合，既形成监管震慑力，又给予合作空间，方能切实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形成有效监管合力，为中国出海企业营造更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全景 图自中国商务部官网

推动运费支付本土化

中国政府需从宏观层面制定航运业监管策略，其范畴不仅限于应对美国航线问题。航运运输服务属服务贸易领域，随着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中国已从实体产品贸易视角转向服务贸易。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238亿元，其中出口31755.6亿元、进口43482.4亿元，逆差11726.8亿元。其中，运输服务贸易是逆差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运输服务贸易逆差为558亿美元，占全年服务贸易逆差（2290亿美元）的34%。

航运服务贸易逆差的核心成因是海运费支付地集中于境外。海运费可在起运港或目的港支付，但欧美跨国企业长期掌控物流主导权，指定欧美货代，导致EXW（工厂交货）、FOB（离岸价）条款成为主流，绝大多数海运费在境外支付。中国作为全球制成品出口大国，出口规模远超进口，然而国内工厂多专注生产，缺乏物流链掌控意识，将国际物流视为附属环节，最终丧失运费支付主导权。

目前国内仅留存订舱费、码头操作费（THC）、报关费等起运港本地费用，这使得航运业国内销售额与利润被大幅压缩，削弱经济与就业拉动效应。据测算，境外支付海运费需500个集装箱拉动1个就业岗位，境内支付仅需50个集装箱即可支撑1个销售操作岗位，且境内支付可带动财务、金融、法律等配套产业需求。

海运费采用境外支付模式，其背后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欧美跨国企业掌握国际贸易主导权，为运费最终支付方；二是航运及货代行业长期由外资企业主导；三是中国从业者国际物流意识不足，未重视物流权的重要性。

当前格局已现积极变化。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与企业出海加速，部分国际贸易主导权向中资企业转移，运费支付方拓展至海外中资国企及华为、比亚迪等民企。航运市场中，中远海运、东方海外等船公司，中集世联达、华贸物流等货代企业已建立海外网络，但行业仍存不合理现象，如境内客户与货代需等待境外办公室审批价格，同一航线、客户存在境外支付运费更低的歧视性条款，凸显原有支付体系已不适应发展，需推动运费支付地向国内转移。

从监管视角看，船公司的舱位分配权、运价审批权及货代的舱位价格获取能力，是行业运行核心，运费流向直接影响监管效能。当前中国已实现港口信息化（如电子口岸），普及网络支付，叠加电子发票、区块链等技术支撑，推动海运费境内支付具备可行性。

具体实施可优先从货代向船公司支付环节切入，依托外运（国际货运代理）和外代（货运代理）等国企的订舱代理职能及垫资、支付通道优势推进。此举需外资船公司配合，可与中国航运企业美线协调行动联动：对不配合中国航运企业美线合作的外资船公司，在运费支付本土化改革中采取约束措施。

综上，面对美国301法案，中国航运业需技术层面联合承运人优化航线、建设中转枢纽以应对歧视性政策，战略层面联动美国跨国公司形成制衡力量。中国政府则应推动运费支付本土化，通过监管与政策引导提升国际航运话语权及规则制定权。这场政企协同的多层次博弈，是中国构建自主供应链体系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