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80年来美国的“机会主义操弄”

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80年后的今天甚至几近于得逞，其最大的助推因素正是美国长期以来在整个亚洲实施的“机会主义操弄”。美国的“机会主义操弄”政策不除，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把戏就不灭。

回顾历史，二战前的美国之于亚洲，不过就是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美洲同类。中国是在1840年被强加了“条约体系”之后，于1844年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望厦条约》的，日本是在1853年美国“黑船舰队”兵临城下之后被迫开国的，菲律宾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根据《巴黎条约》被美国占领的。总体上，美国与亚洲各国之间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与反侵略关系。这是美国与亚洲各国关系的一个基本底色，无论日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基本底色从未完全消失过。

这个时期亚洲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日本的“脱亚入欧”和高速崛起。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日本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西方化，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并且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事务——这充分迎合了西方对日本的期望，并接受其为西方集团成员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当亚洲其他国家仍在继续着本国的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之时，日本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兴的西式帝国主义国家，反过身来开始用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式对待亚洲邻国。由于在西方列强内部，各国间的关系完全是利益至上，毫无道义可言，所以这个时期的美日两国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概言之，从日本入侵朝鲜并挑起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开国早期的反帝反殖正义性就完全丧失了。对于美国来说，此后的日本不过就是一个亚洲的德国，无论是日本对俄国的战争还是二战时期日本对美国的战争，都是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与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事业毫无关系。

同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美英两国在二战中重新获得相对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道义优势，靠的不是帝国主义者集体的良心发现，而是靠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个人的天才创造。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是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的，通过这个文告，针对德意日三国的战争被加入了道德原则和所谓的“美国信念”。其中一部分内容是针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如反对领土扩张、支持民族自决、促进国际安全与裁军、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等基本原则；另一部分则是将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主义与英美法等国的帝国主义区分开来的，如罗斯福发明的“四大自由”等核心理念。

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拿手好戏，历史再次重演，“利益之战”再次化身为“道义之战”、“信仰之战”甚至“哲学之战”。利用“四大自由”这个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美英两国为自己贴上了“自由民主”的标签。

以这一年为转折点，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地上高高升起了正义之旗，并凭借其强大的国力一举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者。第二年发布的《联合国家宣言》号召26个签署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宣誓“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轴心国！”

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算起至1941年，中国已经单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长达十年并做出了巨大牺牲。此后的四年，中国成为了美英领导下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部分，并最终与同盟国一起取得了对轴心国的胜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片段并不意味着，美英两国在这四年里通过战胜日本法西斯所获得的正义性，就可以与中国自1840年以来抗击包括英美法德意日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所具有的正义性相提并论。

在1945年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麦克阿瑟悬挂了两面美国国旗，一面曾经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天飘扬在白宫；另一面是31颗星的旧国旗，曾飘扬在佩里迫使德川幕府开国的“黑船”舰队桅杆上。这是麦克阿瑟特意传递出的信息：美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日本将迎来第二次开国，因为在两次开国之间的这一个世纪里，日本走了弯路。

这面只有31颗星的美国国旗，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中，马修·佩里将军指挥舰上的美国国旗。这面国旗原本收藏在博物馆中，这时被借出来挂在“密苏里号”上，象征着美国再一次洞开日本国门，使日本再一次臣服。

通过这个姿态，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历史不见了，只留下了美日两国关系史；亚洲各国遭受的巨大苦难和最终的胜利也都不见了，只看到美国一国对日本的第二次胜利。日本逃避战争责任的机会就是这样出现的。

很快，麦克阿瑟变身为“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天皇之上的“太上皇”，1946年出任首相的吉田茂则当上了“袖珍的丘吉尔”。通过两个人的合作，对日占领的蓝图被设计成美国一国监督之下的“一场温和的家内清扫”，旨在将日本重新改造成美国眼中的一个西方集团“可靠成员”。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这种处理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扭曲，对正义的忽视。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等亚洲邻国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变得无足轻重了，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巨大罪行变得情有可原了。

重要的是，这本不是所有战胜国的原意。名义上，对日占领是一项同盟国共同采取的行动，由远东委员会（FEC）这个13国代表组成的机构负责制定一般政策。在远东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对日理事会”（ACJ）及其下属机构，而“盟军最高司令”（SCAP）基本上是麦克阿瑟的个人办公机关。但现实中的操作却完全南辕北辙。

由于美国承担了太平洋作战中的主要任务，美国很早就制定了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并在日本投降之前最终形成一份《（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文件。这份文件体现的完全是美国的国家意志，通过麦克阿瑟的权力机构来执行，远东委员会沦为了橡皮图章，而日本也就随之成了美国这一个战胜国手下的战败国。最后，通过麦克阿瑟一手设立的远东军事法庭，原本应该充分伸张正义的东京审判，却成了胜者裁判而亚洲缺席的扭曲模式。

考虑到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扩张历史上对各个亚洲邻国，特别是对中国，犯下的巨大罪行，这种温和方式的对日占领无异于一场对于所有受害国家和人民的“二次加害”。即使有过战犯审判、“非军事化”名义下的大清洗等惩罚，日本民众也经历了战后困难时期的痛苦，国家也经历了丧失主权的屈辱，但与日本战争罪行和受害国的痛苦相比，都不成比例地过于轻微。

美国政府是否对得起本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数十万军人和他们的家庭，是美国自己的事；但美国如此傲慢地置其他国家的切身感受和强烈诉求于不顾，并在事实上剥夺了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国家彻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权利，却涉及到整个世界的公平正义。

1945年到1947年间对日占领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由三个“d”字母打头的词定义的——日本的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政治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及财富和权力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这基本上是符合公平正义的；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任务发生了大转变，到了1948年开始的时候，三个“d”让位给了四个“r”——劳工的再培训（retraining）、民众的再就业和再安居（rehabilitating）、军队的再武装（rearming），以及日本国际地位的再定位（realigning）。1948年1月杜鲁门政府的陆军部长发表演讲，要求日本“作为一个制止任何其他极权主义的战争威胁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反共堡垒”的新定位成了日本的新希望，朝鲜战争期间高达20亿美元的战争采购订单又为日本带来了“天赐甘霖”，短短三年，日本经济强力复苏，出口额翻了三倍，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沉浸在峰回路转和喜从天降的兴奋中，还能指望日本深刻反省、公开认罪并向邻国真诚道歉吗？

尽管众多亚洲国家仍然坚持要让日本接受严厉惩罚并作出应付的赔偿，但是美国的想法已经完全变了。在东西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新形势下，美国希望结束对日占领与日本政府希望恢复国家独立两方面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用一个惩罚性对日和约取代日本投降书的合理方案，让位给了对日《和平条约》和《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在苏联和中国等国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完全一厢情愿的、极力表现宽宏大量的、只符合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的“旧金山体制”。

两个条约于1952年4月生效，吉田茂取得了他个人事业的最大成功。据近些年披露的档案资料，正是这位首相于1952年当年出面阻止了日本天皇裕仁表达对于发动战争的“悔恨”之义的公开演讲，他劝告天皇今后不再提及战争或日本的战败。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已经完成了从认罪悔罪的管制之下出逃的计划，罪恶历史从此翻页了。

回顾地看，短短7年时间，日本就实现了天皇脱责和国家免罚这个在1945年无条件投降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大跳跃，身上背负的十字架扔掉了，一身轻松阔步前行，此后几十年里历次言不由衷的道歉怎么看都像是开玩笑似的。

这完全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机会主义政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