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权问题——废除封建农奴制是西藏人权事业的历史性进步

近年来，“西藏人权问题”被某些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他们诬蔑、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外国人，包括一些对中国相当友好的朋友，一谈起西藏，往往也感到疑惑，甚至抱有偏见。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并没有掌握真理，但他们的确掌握着国际新闻舆论工具。我们有责任用历史和事实，还西藏人权问题以其本来面目。  

1、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由什么人提出来的？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在百万农奴的拥护、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胜利，标志着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终结，标志着西藏人民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裹胁数万群众逃亡印度，在印度北部喜玛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建立了所谓“流亡政府”，开始了其流亡国外，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裂活动的生涯。

西藏的平叛改革是中国的内政。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却利用这一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他们一方面在政治、军事、财力上给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实质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诬蔑和诽谤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

1959年7月，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抛出了一份所谓“西藏问题”的调查文件，称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西藏官员有权在法律上取消“十七条协议”；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正是在这份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那么，这个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又是个什么组织呢？它实际上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的自由法学家审查委员会，也叫作苏联地区爱好自由律师调查委员会和自由法学家同盟组成的。

正如“美国法律协会杂志”所说，建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证据，向全世界提供文件证明，揭露铁幕后面共产主义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美国政府实际上把它看成是一个在冷战中反对共产主义的有用伙伴。

联合国在五、六十年代为美国所控制。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便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9年9月，第十四届联大在纽约召开。美国国务卿赫脱在大会发言中，诬蔑“中国共产党残酷压制西藏人的基本人权，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称我平叛的目的在于“消灭西藏种族”。美国在幕后操纵两个中等国家向联大提交了“西藏问题”议案。对此，美合众国际社评论道：“美国官员认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那就会使中立主义国家的人民认为这件事仅仅是一种冷战宣传而不予重视”。

美、英等国为了迷惑人心，争取支持，对提案作了某些修改，未敢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而是在“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幌子下对中国进行诽谤和诋毁。修改后的提案称，大会“对于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已被强行剥夺，深感不安”，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说什么“相信尊重宪章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对以法制为基础的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演化是必不可少的”。10月21日，联大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这一反华提案。

这是联合国通过的第一个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反华决议。我国政府于10月23日发表声明，严厉批驳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导演的一幕丑剧。

这就是“西藏人权问题”出笼的背景和过程。比较一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调查文件”和联大通过的“决议”，不难看出，前者是赤裸裸地鼓吹“西藏独立”，后者则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主权问题，只讲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欲盖弥彰。

　西藏拉萨市民走过八廓街老城区邦达仓古建酒店（2023年3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2、“西藏人权问题”提出以后，几十年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自五十年代末至今，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反华势力，借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政府，大体经历了产生、冷落、复燃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产生期，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继1959年十四届联大后，联合国大会又曾于1960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把所谓“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其中1961年的十六届联大和1965年的二十届联大再次分别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这些决议声称，“对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受到压制”表示“严重关注和极大的不安”，称中国应“停止那些剥夺包括自决权在内的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径”。与1959年决议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对人权问题继续表示严重关注外，还把“西藏问题”列入自决权范围。明目张胆地支持达赖集团实行所谓“自决”。

对于联合国上述三个决议，中国政府当时均发表声明，严正拒绝了对中国的无理指责，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指出所谓“西藏问题”决议完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被剥夺的情况下通过的。决议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因而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第二阶段为冷落期，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美国逐步减少了对达赖集团的财力资助，暂时中止了对流亡藏人的军事训练。联合国大会也不再是任人为所欲为地攻击中国的场所。“西藏人权问题”一度无人提起，受到极大的冷落。            

第三阶段为复燃期，从八十年代中以后，特别是1989年之后。国际大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达赖集团加剧了分裂活动的步伐。他们一方面向西藏自治区内渗透，多次在拉萨策划和煽动骚乱；一方面在国际上四处活动，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支持逐步升级。他们重新拾起“西藏人权问题”的幌子，作为攻击中国的一个重点内容，在联合国人权机构连续炮制反华提案，屡败屡战，纠缠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