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当时湛江地区的麻防用药情况和效果如何？

梁宇：我们的当时的药物主要是氨苯砜。氨苯砜的治疗效果很好，但到后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我接诊过一例因使用氨苯砜而引起的剥脱性皮炎的病人。剥脱性皮炎较为危险，病人应当送到收容院，但这位病人不愿意去。

她是个19岁的女孩，没有结婚，她爸也不让她去，说如果去过收容所出院后就嫁不出去了。我就在门诊里面腾了一个房间给她。为她治疗的时候，我们还请教了皮肤科医生。最后这个女孩子痊愈了，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小孩，有时候在街上还会遇见她。

因为其他的药物效果都没有氨苯砜好，我们之后治疗麻风病时依然会使用，但使用前会脱敏，改成注射，一个月打一次，这样使用强效DDS（氨苯砜）副作用没那么大。

我国早期生产的氨苯砜片资料图自网络

笔者：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你们如何开展麻风普查工作？

梁宇：1956年麻防工作刚开始时，我们先进行麻风调查工作，是采取发通知让基层卫生所上报后去调查的形式。

当时的流程是：当地负责人上报疑似病例后，我们负责确认是否是麻风病人。当地群众都很害怕、很抗拒麻风病，要是家中有麻风病人，男孩就娶不到老婆，女孩就嫁不出去。所以我们调查时注重保护病人的隐私，采取局部调查的方法，村里也安排麻风病人搬离，在山头搭建一个茅房给他们。

调查过程很艰苦，每一例疑似病例都要确认，所以得一个村一个村去排查，确诊后动员病人到医院就诊。记忆中最麻烦的是一次护送病人时遇到台风，船夫不肯走，停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幸好卫生局的同志是本地人，会讲当地话，我们就换到另外一条船上。第一批、第二批护送的病人没有很多，大多都是晚期的病人。有些病人手脚不方便，我们就要帮病人搬行李、倒屎倒尿、清理呕吐物等等。其他症状较轻的病人的药由我们送上门，当时我们负责的地区也不多，所以病人也不多；我们三个人分配，每个人每个月为病人送药上门，病人们也接受。

20世纪60年代开始普查工作，普查的时候，四个病一起搞，动员是最难的。动员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件事是在东海岛，病人的儿子很高，个头也很大，我们动员他妈妈就医时，他在一旁一声不吭地拿着柴刀要砍我。当时东海卫生院负责防疫的梅郭佑医生陪同我一起去，好在他把病人儿子抱住，又夺了刀，我才能脱身。

进行麻风普查时，我下乡一次起码十来天。一个公社有好多个村子，每个村都有需要调查的病人。检查疑似的病人，将他们送至医院隔离后，还要检查病人的亲属，每一个人都要做菌数试验，48小时、72小时后根据结果打不同种类的疫苗。阴性的病配上双氧水或者盐水接种卡介苗。一个卡介苗可以接种不少人，第一个村剩下的留着给第二个村的病人接种。但当时没有冷冻链，领导就让我把卡介苗融在酒精，用瓶装酒精保存。干的卡介苗不需要冷藏，但融在酒精里的是需要冷藏的，所以要赶快去第二个村给病人家属接种，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一次，一位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同志和我一起去，这位同志不会骑单车，我又要载她又要带物资，于是就叫她暂且留在公社卫生院。因为干卡第二天就死了，不能拿回来再用，我又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工作，所以到晚上十点钟才回来。她帮我在公社饭堂打饭，见我八点多都没有回来，就在公社外的路口等我。九点钟还不见我回来，她就哭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十点钟我骑单车回来，她一见我就抱着我哭，一看她在哭，我也哭了。

麻风普查时，湛江还是独立市，地区的人力都分散在各个县里面，所以比较艰难。特别困难的时候，陈医生也辞职了。所里最后只剩我和廖医生两个人。所以省里面开会时，老是称赞湛江的两员女将撑起了半边天。

虽说这样，但普查工作光靠我们两个也法完成。人民医院和其他卫生单位会派人支援，来的同事们很乐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俩也和大家一起团结工作。

笔者：在麻风普查并确诊后就要收治病人，你有哪些记忆深刻经历？

梁宇：第一件事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塘公社有一个病人，是当地最后一个病人，我们劝了他几次，他都不愿意。当时卫生局和市政府领导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拜托营长、民兵，他们都是村里的叔叔伯伯辈。营长带了几个民兵来，他们都不敢碰病人，虽然拿着绳子，但都不敢绑病人，只是嘴上劝。最后实在劝不动了，我就在身后把病人拦腰一抱，司机人也很好，他见状就帮我抬病人的腿，我们两个人勉强把病人抱上一辆小中巴。

第二件事是在坡头，坡头的病人最多。我当时乘坐解放牌大货车，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收治病人。病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我没办法通知他，只能将车子停在公路旁，进村通知。路上突然间打雷下雨，我雨伞雨帽都没带，只得淋着雨，全身都湿透了。最后将病人送到海滩时天都黑了，半路打了一个好响的雷，我特别害怕，送病人回来以后，才得知那个巨雷就在病人家附近，打死了好几个人，真是上天保佑了。强制要求病人隔离很困难，在城市岗和病人的冲突也比较多。

第三件事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麻防工作依靠院长，他是部队转业，从湘潭医院下放的，后来调回广州皮防中心。那时候病人一下子增多，医生不够，院长下放来时还带了几个人来支援。本来民政局给的指标是两百人，但院长说我们查出多少，他就收多少。病房不够了，就搭茅房；有土地，就自供自给。海康土地较多，院长带领有余力的病人种稻谷、甘蔗、茅草，甘蔗换给糖厂赚钱，茅草炸成三茅油，出口做外贸。医院里氛围很好，许多痊愈的病人也不肯出院，甚至去民政局申请增加麻风病人救治的名额。

第四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转送麻风华侨病人。1965-1967年印尼排华事件爆发，撤侨的港口就是湛江市。1967年大年三十，撤侨的船上传电报回来称，船上有三个华侨都患有麻风病，其中一个已经晚期，出现了“狮子脸”症状。侨办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北海白屋医院（即普仁医院）。

廖医生是广州人，她丈夫是广州防疫站的医生，已经回广州过年了，防疫站就剩我和另外一位名叫刘铭涛的医生，他负责防疫，我负责麻风。华侨招待所的医生都害怕麻风病，不敢开车，我们就找了防疫站的司机来开。这位司机名叫莫土养，经常来帮忙，以前就是靠他送病人，特别是那些单独又不肯入院所以要强迫入院的病人。那时候的救护车不是很正式，像一个面包车，后厢可以带人。司机师傅和刘医生在所里面拿了两个白床单，用白床单把车头和车身隔开。我们到北海时已经晚上了，就在北海住了一夜，第二天回来已经大年初一。送完病人后，我们把这三个病人的家属都检查了一遍，又发现六个症状较轻的疑似病例，也送到了白屋医院。

笔者：您有后悔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吗？

梁宇：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城市岗请我们这帮“老麻风”回去。因为隔离时我们要把病人带走，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很反感，打人、用屎用尿泼人的都有，但到了现在这些病人都对我们很感激，说自己当初是因为无知才会干出这种事。

回忆往事时，我和廖医生感叹道，要是知道麻防任务这么艰难，我们当时绝对不敢接，不敢搞，但要是再重来一次，我们都还会选择坚守麻防第一线。

【本篇访谈作者周东华、沈超；岭南师范学院彭展老师为本文提供诸多帮助。】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