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你也知道这几年中美关系变坏，海外尤其是美国政客和媒体对中国抹黑得很厉害，我们当然也在反击，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这些年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你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歌词里却这么犀利地批判美国，这种认识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钟翔宇：这十几年来我看到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升，而是停滞不前，甚至还下降。在美国生活的我深刻感受到，美国的统治者并不在乎美国老百姓的民生。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想搞好自己境内的问题是非常容易的，但他们并没有想要这么做。而且，他们还把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纳税钱用到世界各地去制造麻烦，拿去送给祸国殃民的泽连斯基。

他们有钱养活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寡头，有钱去包养泽连斯基，却没有钱修复破烂的基建，搞好美国老百姓的民生。连自己国人都照顾不好的政权，难道会为其他地方百姓的利益着想？我不相信。

我用中文写歌是因为我希望我的主要听众跟我一样也是中国人，特别是台湾人。我希望我在歌中传达的一些资讯能帮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打破一些有关美国的幻境。

《我不相信》MV截屏

与此同时我得强调，我并不讨厌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美国伟大的一面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多年耕耘的成果，我认为各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文化瑰宝和优点，都值得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去参照和学习。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应该继续交流，甚至更深入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彼此学习好的方面，与此同时打破一切幻境。

我举个例子，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被灌输美国之所以遭恐怖攻击，是因为恐怖分子仇视我们的自由，但我阅读历史书籍之后很快就发现，最常推翻民选政权的无疑就是美国政府。

如果美国政府那么在乎民主或自由，为什么当年要支持蒋介石呢？为什么会扶持韩国的李承晚？思考这些问题之后，我就更深入地研究历史，研究美国内部的矛盾。多年的知识吸收和消化，让我逐渐形成我现在的这些认知。

观察者网：你的《星星之火》专辑影响力比较大。尤其是星星之火，片头引用了非洲人民社会主义党主席奥马利‧耶什泰拉（Omali Yeshitela）的演讲，抨击了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奴役和扩张，歌词大陆读者都很熟悉。那张专辑还有“美国梦”、“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等单曲。按照普通人的认知，在当下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一统天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处在低潮期，星星之火震撼人心，但也给人一种时空错位感，你希望这首歌能够唤起一些什么，希望什么样的听众跟你产生共鸣？

钟翔宇：对，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革命时代了，或至少是现在这个年代是革命低潮时代，但我并不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过去了，或者是现在处于低潮。

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想，我们看看美国好了，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美国社会不行了？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追求改变。他们知道问题所在，但可能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或者有时候会找一些替罪羊。很多人甚至把他们所见的问题都归咎于他们想像中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中国。虽然他们的无知导致错误的结论，但这也并不否定他们的直觉。我觉得革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在获得胜利，但1949年能说是中国革命的终点吗？当然不能。我们现在生活在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制度的垂死挣扎和多极化未来的诞生之间，这难道不是革命的年代吗？

当然，写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立场跟思考方式跟现在相比，算是比较幼稚、比较不成熟的。未来的我应该也会觉得，我现在的政治认知也不怎么成熟。老实说，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我想鼓舞什么样的听众，只是认为想听的人自然会听。

思想这种东西不能强加于人，我把一些我认为的事实摆在听众眼前，希望能引发大家的好奇心，让他们去思考。

观察者网：你歌词里面有很多马列主义和革命语言，让人很好奇这些左翼思想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台湾左翼、大陆左翼，还是美国及海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哪些人和事对你的影响比较多一些？

钟翔宇：讲到左翼，我想先稍微离题一下。在欧美和深受美国影响的地区——例如港台地区——有个奇葩现象，就是绝大多数以左派或leftist自居的人，实质上都是西方霸权主义的侧翼，在美国国内可以说是民主党的侧翼。

中情局在上个世纪培养出所谓的新左派之后，事实就变成这样。美国的中情局发现他们无法正面进行意识形态战争，所以二战后在思想斗争方面，开始采取较为间接的战略。他们不再那么直接地去反共，而是去培养一个不会危害美国帝国主义利益的左派。

这些人名为左派，但他们走的路线是右翼。这些人从上个世纪起就是世界各地颜色革命的主力军，总司令部在华盛顿，地方指挥控制中心则是当地美国大使馆和受美国控制的非政府组织。所以越来越多认真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秩序的人们，已经开始抛弃“左派”这个标签，但我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依然是左翼的。

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学生领袖，以所谓左派自居。有台湾民众证实，该运动与CIA有关。

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数十年来这些地方的左翼处于被动地位，以及中情局认知战争的强势。美国左派的最大问题是，很多人是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白左，但瞧不起劳工群众。而且在文化议题上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就说对方是法西斯或反动分子，而不会想去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这些群众会有这样的思维，这就完全违背了群众路线。

所以我很难明确地说到底是哪几个人或事件对我的影响比较深，我只能说我研究的历史和我所观察的西方左派，塑造了我现在的许多观点。

观察者网：那么大陆的左翼和红色文化，是如何影响你的呢? 是不是看了不少毛选和马列著作？

钟翔宇：大陆的左派也比较复杂。我比较确定的是差不多2019年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些极端左派，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左派幼稚病的人，他们自称“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大陆人，可我感觉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反对颜色革命的。这样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思维，我就觉得，所谓左派的危害不输于右派。

反观一般老百姓对共产党扶贫的肯定，对一个国家和政党的评价，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政党有没有捍卫主权、有没有照顾人民的情感、有没有为人民服务。

毛选我读过，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也都读过。台湾青年普遍都不会读这些理论书籍的，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说要“反共”，可是我要去反对一个东西，得先去了解它。在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如何去反对它，这样合理吗？

还有一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约2013-2014年，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教授，他教我们比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学习发展经济学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邓小平的著作，也学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政策，比如双轨制。有一天，教授问我们，“你们研究过毛主席的经济政策吗？有读过他的著作吗？”大家都说没有。这时候，教授就叫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毛主席，再来一起讨论。

这个非洲教授简单说了一句：I Like Mao。因为这个老师的关系，我开始读毛主席的著作。我后来就买了一本语录，过了不久，又买了整套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