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巴西成本”往往更要命

观察者网：巴西的工会文化非常强势，劳工成本刚性极强。这种刚性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赵懿先：巴西的工会不能简单地用"拉美国家比较左"这类概括性说法来解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巴西自身来看，这是三重因素、三个历史阶段叠加的结果。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的瓦加斯时代，瓦加斯政府已经看到巴西开始出现工业化趋势。当时的政府考虑到，既要培养工业化、照顾城市工人，又不能放任工人运动自由发展。因此，从制度设计之初，巴西的工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主自发的民间组织，更像是国家协助劳动监察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第二个阶段涉及1988年宪法。在1988年宪法出台之前，巴西经历了21年的军政府时代。军政府时期，政府会干涉罢工、干涉劳资谈判，甚至镇压罢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圣保罗ABC工业区爆发了大规模罢工，工人提出抗议，这次工人运动直接成为巴西民主化的象征。卢拉也是当年工会的领袖，他从那时起走上政治舞台，可见其对工会是有相当深厚感情的。

第三个阶段是2017年的改革。当时全球经济形势对巴西来说并不景气，在这一背景下，巴西虽然取消了工会强制自动缴纳费用的规则，但保留了工会在集体协议谈判中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还扩大了这一空间。也就是说，能够为员工进行加薪谈判、争取更好福利待遇、协调加班和排班工时的工会，反而在劳资谈判桌上占据了更强的竞争力。

也正是这三重因素导致巴西工会看起来比较强势。但这种强势也不能完全涵盖全国所有行业的工会，不同行业之间仍有区别。比如传统的汽车行业工会，办公室人员较多，聘请的律师团队也非常有经验、实力雄厚；而一些新兴工会，其力度和体量则有所不同。

观察者网：这样一种工会文化，对中资企业在巴西的运营会带来哪些实际影响？能不能结合一些案例来帮我们拆解一下？

赵懿先：很多企业家到巴西后，先是选厂址，算物流划不划算、税收合不合适、有没有合适的优惠政策，但对当地工会情况其实不太了解。而做得好的企业，在选址的第一步就已经开始接触当地工会，和工会管理层交流，了解工会管理层在当地的实际领导力情况。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巴西工会有集体协议谈判权，比如交通补贴、餐补、加班费怎么算等，这些都可以和工会协商。如果企业家一开始没有一张完整的“工会地图”，最后测算下来，运营成本可能凭空多出一大块，导致前期工作白费。

再说第二点，中资企业中做得不错的典型案例是：不要在发生罢工、摩擦，或准备大规模裁员时才去通知工会，而是在企业运营一开始就把工会邀请进来。比如在哪里设办公室或建厂房，实际上需要调动工会的积极性，让工会提出能够吸引中资企业的一系列条件——这是谈出来的。换句话说，中资企业和工会的关系，是通过友好协商，在法律限制范围内购买一定的生产经营管理自由权。

某日下午4点半，某巴西公司员工们准备就绪、排队等待打卡下班。当地员工的工作时长严格遵守当地法规，即使组织加班，每周也不能超过44小时。图源：财新

关于“巴西成本”，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点，就是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巴西的司法系统，一方面案件数量特别多、不堪重负，法官办案效率虽有提升，但终究无法和中国相比。一个案件拖上很多年，甚至10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和司法部门都像我们一样，在营商环境改善上花了那么多力气。

同时，从数据来看，2024年巴西人口只有中国的约六分之一，但劳动诉讼案件当年超过400万件，同期中国进入法院系统的劳动争议纠纷约为60多万件，前者是后者的近7倍。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巴西的诉讼是非常频繁而普遍的事情。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法律服务成本特别高，有时律师费用能占到案件标的的20%或更高。

观察者网：巴西同样很重视消费者保护法，集体诉讼的情况高频发生。类似这样集体诉讼的场景有哪些？一旦成案，赔偿和声誉损失有多大？如何前置性防范？

赵懿先：在巴西，消费者保护不只是一部普通法律层面的政策，而是上升到了宪法高度。换句话说，在巴西，消费者保护是企业在市场上取得正当性的前提，也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原则，这是需要首先注意的。

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消费者保护方面面临的场景可以总结为四类。

第一类是广告承诺问题。很多中资企业以为，把中文广告词稍微改改、翻译成葡语就可以了，但有时会不小心使用非常绝对化的表述，比如“全网最低”“100%有效”等，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在巴西，如果消费者看到清晰明确的表述，可以将其视作合同承诺，要求企业履行。如果履行不了，消费者可以要求相应赔偿，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

第二类是一些“暗戳戳”的操作方式，比如默认勾选自动续费、隐藏取消入口，或者诱导消费者点击。这些小手段在巴西都违反了透明和诚信的基本原则。巴西方面认为，不能把用户被设计出来的“同意”当成真正的同意。

第三类是平台责任问题。很多平台会在用户协议中写明“我们只是信息技术提供方，只是一个中介”。但在巴西，这句话并不能决定法院如何认定。法院在判断时，会看平台是否参与定价、是否收款、是否在物流和广告中收取佣金、售后处理是否归平台管，以及从消费者角度看，是否认为是从平台购买了服务。这一点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处理思路完全不一样。

第四类是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保护。比如年龄认证过于薄弱，或者默认推荐内容、对未成年人进行数据训练等，都可能同时触发消费者保护法和数据保护法的相关制裁。

2024年，巴西一家机构对Meta、TikTok等知名平台提起集体诉讼，认为这些平台没有采取充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无节制使用、刷短视频，也没有充分提示成瘾风险或心理健康隐患，因此原告要求赔偿30亿雷亚尔。与此同时，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对TikTok展开行政检查，认为其年龄认证机制过于薄弱——用户自行选择年龄，小朋友也可以选“18岁以上”。此外，TikTok当时还有“不注册也能浏览推荐流”的功能，进一步绕过了注册程序。基于此，巴西数据保护局要求TikTok说明情况、制定整改计划，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三股力量，催生新一轮“巴西热”

观察者网：2024年中国对巴投资同比猛增113%，2025年则同步增加45%，达到61亿美元。在您看来，这一轮“巴西热”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赵懿先：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需求、巴西再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大国竞争之下的供应链重组，我认为主要是这三个驱动力。

2025年，巴西吸收了将近11%的中国对外投资，成为中国当年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

具体来看这三股力量。第一股来自中国企业自身。过去我们是把中国制造卖到巴西，而现在，我们把生产、销售、服务和品牌一起落地巴西，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美国和欧洲针对电动车、光伏、数字技术等领域不断提高关税和安全壁垒，过去单纯依靠中国出口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巴西一方面拥有超过2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又能辐射南方共同市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所以中国企业自然而然把巴西作为进入拉美的重要落脚点。

第二股力量来自中巴产业结构的互补升级。中巴产业结构互补一直存在，过去是巴西提供铁矿砂等资源，中国提出需求、进行采购。现在这种互补升级了——巴西依然提供资源，还提供清洁能源和市场，而中国则提供资本、技术、制造能力和产业链。卢拉政府推出了“新工业巴西”计划，涵盖生态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希望将传统资源优势转化为本地制造、就业和长期技术能力。而放眼全球，中国是为数不多能同时提供资本、设备、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

第三股力量与地缘政治有关。巴西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希望通过关系多元化来实现自身的战略自主。因此，巴西欢迎中国资本，但同时坚持用本国的发展议程和制度框架来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的发展。

所以，这一轮投资热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由于现在中巴关系好，所以就产生投资热。

观察者网：跟十年前那波以基建和能源为主的对巴西投资浪潮相比，当前这轮以新能源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周期，在投资逻辑和产业重心上发生了明显转变。这是否与巴西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领域开放的政策直接相关？

赵懿先：总体来看，十年前的模式是大型国企进入巴西的电力、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通过并购大项目来获得长期资产，交易对手主要是政府、大企业和大银行。当时项目数量少、金额大，社会接触面相对集中，企业的核心能力主要放在工程、资本和政府关系上。而现在，项目数量大大增加，行业也变得更宽，民营资本和绿地投资都在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从上游开始向终端蔓延。

虽然从金额来看，电力和矿产仍然占到58.5%，旧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汽车、信息技术、消费相关领域以及物流的比重都明显增加。换句话说，中国企业从巴西的电站和矿山，走进了巴西人的车库、饭桌和手机屏幕。

但是相应地，这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比如，企业每天的广告、算法、客服、劳动排班、产品召回等，都成为法律风险点。此外，企业从低可见度的资产变成了高可见度的品牌，运营逻辑也不同了，涉及劳动或消费者的事件都会被放到中巴关系的大叙事当中来审视。

再来就是，竞争优势从过去一次性的低成本竞标，转变为生态能力——包括本地研发、供应商、融资、售后、政府许可以及社会关系，这些要素缺一不可。过去企业关心的是“能不能在巴西把项目拿下来”，现在则更关心“能不能在巴西社会里长期被接受，保持受欢迎的状态”。

观察者网：拉美与美国关系紧密，但巴西和美国的关系目前比较微妙，加上巴西大选在即，政治不确定性上升。这种宏观政治变局对在巴中资企业可能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影响？

赵懿先：巴西的政治风险不会非常平均地落到每一家中资企业头上，而是会沿着市场、资本、技术以及敏感行业这四个链条进行传导。我们需要分开来看。

对企业最直接的影响可能体现在汇率、融资和项目节奏上。比如总统大选导致市场波动加剧时，雷亚尔汇率兑换就是一个风险点，市场预期也可能出现波动。具体表现上，政府审批节奏、国企采购、税收优惠以及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都有可能会放慢。而在一些敏感行业，比如云计算、港口、关键矿产等领域，很普通的商业投资也可能被赋予地缘政治的附加含义。

间接影响则取决于选举后政策重心是否会调整。例如，卢拉政府或走相同路线的政府，可能会更强调绿色产业、南南合作和对华投资，但同时也会提高对本地就业、工会、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要求。

2026年巴西总统大选形成现任总统卢拉与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格局。根据8月10日Nexus/BTG公布的民调，卢拉在第一轮以40%对35%领先，第二轮47%对44%略占优势但处于技术性平局。

反过来，右翼政府可能在对美协调、关键技术以及国家安全问题上会更加谨慎，但受对华贸易、州政府和产业利益的影响，也不可能走向全面脱钩。

所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胜出，中巴经贸关系都不存在被一下子切断的可能。中国始终是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各州政府、企业、农业和产业界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

接下来10月的总统选举可能在政策语气、对美协调、安全审查以及执法方式上带来一些微调，具体影响要根据行业来判断，看哪些行业会被安全化和政治化。选举改变的，不是中巴合作的大方向，而是不同产业进入巴西的门槛、节奏和成本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