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战争长期化势必对当事双方带来重大影响，俄方的最大问题，无疑是内部政局是否变动，因为2024年是俄罗斯大选年，选举因素会如何提前作用于这一年的俄乌局势？如果出现变化，哪怕极其微妙，会如何作用于战争？另一方面，其内部社会压力，比如制裁下的经济衰退、军事动员的反弹、反对派势头上升等，是否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动摇现在看似平静的俄罗斯社会？

赵隆：对俄罗斯而言，内政问题的确非常关键。明年是俄罗斯的大选年，最近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已经明确表示大选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也就是说不太可能出现因战时状态而延期选举的情况。

至少从目前来看，普京如果希望再度参选、甚至胜选，那么俄军必须要获得阶段性的军事成果，尤其是具有宣传意义的战果，这是他最迫切需要的。

当然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俄罗斯因战时升级而陷入到整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或者本土遭遇重大打击等等，这也可能是他再度参选的重要条件。

当下俄罗斯的社会压力显然与开战初期不同，目前其内部对于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以及可行性形成了高度共识。包括政治精英阶层也都认为，反纳粹、反霸权、反压迫的战斗必须要胜利，俄罗斯必然在对外关系上进入断裂式的转折期。

所以，俄罗斯真正的社会压力并不在此，而可能是来自于下一阶段财政捉襟见肘，导致社会支出减少，再进一步传导到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从去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俄罗斯承受住了经济打击，没有形成巨大动荡，但今年来看，恐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是会不会出现第二轮军事动员，如果出现的话，也有可能引起内部反弹。

归根结底，如何保持民众与这场战争的距离感，这是俄罗斯内部最大的压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向乌克兰军队成员授予国家勋章，图自TRT

相对的，泽连斯基对于战争长期化的利弊权衡，考虑更多的是实现乌克兰成为欧洲一部分的长期目标，这个愿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多个维度。

虽然泽连斯基不希望因冲突延续对乌克兰造成更大的破坏程度和经济压力，但在其看来只要击败俄罗斯，或是让俄罗斯在战略上承受失败，这些问题在长期的战后重建过程中，随着美欧介入和支持都会迎刃而解。而如果要在某种情况下需要接纳领土丢失的事实，就需要争取更多的西方的补偿，而这种补偿是以完全融入西方体系作为评判标准。

所以，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热情不会消亡，反而会随着战争长期化而不断上涨，特别是俄罗斯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进一步加大，民间社会的反俄情绪也更加深厚。

乌克兰国内不太理想的政治生态，特别是腐败问题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顽疾。它在乌克兰长期存在，战前就是如此，这跟它整个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关。但是在战时状态下，这种政治斗争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不会掀起大的波浪。因为泽连斯基目前在乌克兰国内塑造起来的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存在所谓政治斗争的压力或不稳定。

至于最近掀起的新一轮贪腐，更像是对美国、欧洲的交代，确保美欧援助不会中饱私囊、不会打水漂，因此需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动作。但我也不认为这种动作能彻底解决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的贪腐问题，更何况这也不是现在优先的处理事项。

观察者网：当然美国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变量，2024年美国大选，两党势必也会在俄乌问题上做文章，可能会影响体现在哪些层面？

赵隆：美国2024大选当然是重要变量。如果乌克兰危机还是以当前这种接近于僵局的状态保持到明年中下旬，接近美国大选时间点的话，到了选举白热化阶段，拜登政府将面临巨大压力，很显然共和党会拿此做文章，攻击拜登及民主党，从而将美国带入国内政治消耗战。这可能集中在美国对乌援助缺乏监管、未能避免乌克兰危机的持久化，以此质疑拜登的执政能力。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拜登的利益诉求不见得完全要将冲突无止境地延长下去。在政治斗争的关键节点，他也需要阶段性成果来证实自己采取的政策是有效的。

因此，对俄、乌、美等各方而言，今年都将成为决定乌克兰危机最终场景的关键之年，各方都需要争取有意义的成果，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

观察者网：那么对中国来说，如何评价俄乌战争进行至今对中国的利弊？中国现在夹在中间或是被西方舆论绑在“俄盟友”的位子上，怎么才能转变这种情势？

赵隆：个人看来，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当然是弊大于利，对大国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建设造成不确定性；危机导致的政治、安全、经济和能源领域的负面外溢效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大国而言也是不利的。冲突持久化、扩大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持续增强。

至于所谓“夹在中间”或者被西方舆论绑架，这一点需要看到，中俄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这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解决方式上的差异。中国强调的是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但俄罗斯显然在战前就已经产生冲动，希望对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进行“颠覆性”的重构；而在这场冲突之后，恐怕这种意愿会更加强烈，寄希望于彻底瓦解当前的国际秩序。

所以，中俄的战略协作基于双方共识，而不是就某一方的意愿或解决方式来进行，其主要方向是避免整个世界从本来的发展议程主导转向安全议程的主导，从原本的“南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动，变成东西方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觉得，这是中俄合作最重要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