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所谓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去性别化”的批评，事实上是基于一种狭隘的本质主义性别观念，最后导致了“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的重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抹去了以“铁姑娘”为象征符号的劳动妇女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杰出贡献。“铁姑娘”从劳动妇女双重解放的象征，转变为“女性男性化”的象征，并刻意凸显了女性在从事体力劳动过程中的身体伤痛。

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认为，两性差异是一种“基于自然”的差异，女性拥有一些与男性不同的自然特质，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则将这些女性特质强行消灭了。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导致的结果是使妇女失去了“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

这种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性别观点，把女性视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即一个“与男性相对的固定的范畴”。他们忽视了女性之间因所处的地区、文化、阶级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而构造出了一个统一的女性标准——这种统一的女性标准又落入了资本主义父权文化的窠臼。

知识精英对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批判，一般以超体力生产劳动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为依据。但在他们批判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同时，大量劳动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沦为了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从事着更为艰苦甚至可能会造成终身伤害的体力劳动，但是这部分劳动妇女并没有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他们实际上是把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别特质，本质主义化为女性的一般本质，“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

这种对“无性化”的批判，代表着重新获得话语权的中产阶级精英女性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劳动妇女的反弹。体力劳动光荣的理念已经被废弃了，劳动妇女重新沦为一种底层形象。中产阶级精英女性不屑于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妇女为伍，她们需要“以一种性别身份的表演”，来与底层划清界限，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90年代以后，这种对所谓“女性气质”的强调，迅速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纳。作为新中国妇女解放象征的劳动妇女形象被解构了，代之以年轻、貌美、会消费的中产女性形象。这种充满着所谓“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重新成为被物化、性化的他者。

第三，对阶级议题压制了父权制问题的批评，遮蔽了性别压迫的阶级起源，并忽视了新中国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努力。

父权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女权主义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潮，都对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所谓“阶级一元论”提出了批评。如激进女权主义把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主张用“性别一元论”来替代“阶级一元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一元论”，也反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性别一元论”，提出了阶级与父权制“二元论”的理念；而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则从根本上消解了本质主义的阶级和性别概念，认为性别与阶级都是在一定的话语范式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些思潮和观点也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回响，成为“去阶级化”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资源。

但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在把性别压迫归因于阶级压迫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性别压迫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把阶级解放视为性别解放的前提，也并不意味着性别解放是阶级解放自然而然的结果。在阶级解放完成后，私有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男权思想和陋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根除，对于妇女的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

但是，这种性别之间的矛盾与私有制社会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种基于阶级压迫的对抗性矛盾，而是可以在两性的良性互动中协商解决的问题。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尽管妇女广泛地走出了家庭，参与社会公共劳动，但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女性的特殊负担并没有完全改变，很多男性仍然拒绝从事家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妇女的“双重负担”。

这是妇女面临的特殊性别问题，但是在普遍性的阶级解放中，已经蕴含着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双职工现象，使得调整男女性别分工成为可能。比如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男性从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吸纳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其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家属成为一个被国家所承认的政治身份，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

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批评和解构，使得性别问题从阶级问题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与阶级无关的“身份”问题。在阶级视野消逝之后，压抑和束缚女性的社会压迫结构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运动就不再是一场针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针对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其表演性大于实质效果。问题不在于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男人/女人。

2019年9月，申纪兰获授“共和国勋章”。（新华社）

重新发掘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女性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在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单位。在城市，伴随着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下，原有附属于国有企业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企业的“社会”职能被剥离了。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企业/国家重新回到了家庭/个人。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把本来应该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职责全部推给了个体小家庭。家庭职能的膨胀，使得传统的性别分工再次回归，对“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吁也不绝于耳。

由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所承担的过重的负担，资本主导下的市场机制表现出了对女性的严重排斥与歧视。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一直呈下降趋势。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某大型集团的副总裁在聚餐时告诉老板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后，老板当场委婉地逼迫她辞职。一个在职场已经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论普通职场女性。同时，伴随着市场原则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度渗透，女性的身体和性在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中遭受到了严重的异化，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女性的“性化”与个体小家庭所要承担的过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时，就导致了一种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现象。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对于房子、车子、彩礼及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其本质是把自身物化为用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这导致了男性世界中对于过于“物质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赖和依附。对出轨的恐慌导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血家庭伦理剧，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与“物化”之后所造成的社会悲剧。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当代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抛弃了阶级视野的当代女权主义，尽管一度表现出非常“激进”的面貌，但这种“激进”仅仅体现在一种夸张的言辞和行为艺术之中，表现在对违反“政治正确”的公共言论的吹毛求疵式的话语批判中。这种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斗争，既不能揭示出性别压迫背后的社会根源，也无力形成对父权制的集体有效对抗，反而激化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所谓的“女权主义恐惧症”。

而回过头来看，在当代精英语境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前沿的“先锋女权”。它既追求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解放，也反对男权社会构造出来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独立的生存价值、避免女性的“性化”与“物化”。在女性权益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我们也许更应该发掘与继承申纪兰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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