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移民——新时代的异乡人

处于2024年非法移民浪潮下的美国，就如国际上的经验一样，“小院高墙”的政策非但没能维持自身共识，反倒被自己所划的内在边境不断侵蚀。大量的非法移民充斥着低端服务业、基础或非法农业以及一些制造业。将这些行业和工作为纽带，他们建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文化圈子。

在这张关系网内，有组织的非法移民可以获得各种社会服务，而不需要直接接触他们所踏入的美国社会。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不用学习英语，因为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并不需要英文作为公共语言沟通。而维系这个圈子的，正是独立于美国文化的、被“新边境”所圈起的“异乡文化”。

有一些观点将这种现象称为“奴工经济”。通俗来说，他们认为美国依靠这些非法移民获取低成本的劳动力，并不断填补低端工作岗位的空白。诚然，大量的非法移民收入低于官方的最低收入标准，但他们也大多可以免去作为美国税收大项的收入税和财产税。

相比之下，民主党所构建起的“非法移民有利于美国社会”的叙事也无法令人信服。实际上，除去相对少量的服务业，更多的非法移民被投入到与社会隔绝的制造业与农业之中，在相关工业中形成了大量的非法劳动力聚集，甚至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人口走私。

美国对非法移民的接纳，也不源于刻意的政策调整，而是源于两党因为自身利益互相推诿的副产品。同时，非法移民也无法完全填补低端产业的劳动力空白，因为有更多的较低端制造业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法律身份，但它们扣除税项后的收入反而没有非法工作多，所以压根招不到人。也就是说，所谓非法移民满足劳动力短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叙事，无论是将其当作经济神话还是人权噩梦，都是不恰当的。

美国的非法移民现象其实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在移民政策上，美国政府按照两百年的“老传统”——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将非法移民隐性地隔绝起来，成为一种低端的“异乡人”。美国从税单的要求、对公司劳动力选择性的检查及各州政府不同的政策待遇上，巧妙地将非法移民的活动范围画出界限，让他们待在特定的社会角落，成为被叙事渲染下模糊的背景。

例如，加州各个地区生活物价的差别，就可以让非法移民从特定的区域离开，形成不同的聚集区。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又可以不断压榨非法移民的剩余价值，一些“天高皇帝远”的非边境州（特别是一些民主党州），亦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吃移民政策的红利，鼓励非法移民正当化。这样政客们既可以在博取少数族裔青睐的同时，又不用受到移民压力的困扰。

而饱受移民压力的德州，为了回应这种政策，在2023年累计向这些非边境州运送了8万移民。于是，由于种种繁杂的原因，非法移民被不断地插入美国社会的缝隙，成为一种被忽视的文化背景。除了以党争为目的政治运动外，他们的社会声音甚至不如那些有公民身份的无家可归者。

相比于大多数非法移民的劳动量和作息，流浪者闲散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作者供图

正是由于非法移民正当社会地位的丧失，逼迫美国的（官方估计）1100万非法移民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圈，大多数以族裔为核心组成的社会团体成为了非法移民真正的生活范围。由于社会信息的不对等，他们便通过人脉创造更有效的沟通方式，美国社会则成为了其赚钱的对象，而不是融入的对象。

长期以来，这些文化圈成为了美国国内的异乡者，一种打工的代名词，甚至是一个阶级的刻板印象。这种排斥感最明显的体现之一是语言的隔阂，以笔者曾在星巴克的工作经历为例，就时常遭遇这类“我们vs.他们”的时刻。

当店里缺乏会说西班牙语的员工时，只会说西语的顾客就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店员们互相比比划划，耗费不少沟通时间。这时，文化的隔阂感便充斥着店内：认为自己被耽误的排队顾客虽然因政治正确而极尽掩饰，却仍情不自禁地向这些拉丁裔顾客投向鄙夷的目光。

笔者在此倒不是说只会说西语就等于非法移民，而是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中，确实存在着一种“非美国”的集体意识——它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之下，只有在这些“尴尬”的瞬间才会展现出来。而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美国社会需要这种差异性来彰显一种精英感；人们所认知的、亦是排除了非法移民的“精英美国”。

与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有所不同的是，本轮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由于与美国社会的接触方式发生了变化，也逐渐走向了传统非法移民叙事的对立面。

历史上，美国非法移民的故事有一个 “励志向上”的主旋律。他们被刻画成向往美国价值的穷苦者，通过付出劳动和努力学习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在这种叙事下，融入美国社会是成功的代名词和理想的目标。

然而，在近些年，特别是疫情之后，非法移民对“融入美国社会”的需求开始降低。大量缺失的低端劳动力让他们失去了融入美国社会的强烈动机，转而变成赚取美国市场价值的投机者。在他们看来，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风险追求一个身份，不如赚取比家乡高出不少的劳动收入。虽然公民身份仍旧能够提供不少福利，但是相对回报已远不及从前。

与此同时，民主党不断放开的非法移民政策也让他们在不获取身份的前提下得到了教育、医疗等方面有限的服务。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的移民态度开始发生分化。需要永居或公民身份的人可以通过投资移民或其他方式“买入”身份，而非法移民则成为了心甘情愿的异乡人——美国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提供工作机会和客户的市场，而不是需要融入的社会。不断累积的族群文化圈，以及美国政府有意无意的隔离政策，使不少非法移民已经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

图为美国预估的非法移民分布。可以看出，在不少州中已有相当的聚集效应作者供图

而维持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国对非法移民的待遇高于他们本国的生活水平。

对于非法移民最大来源的拉丁美洲移民来说，这个条件在美国各种所谓权利运动，特别是民主党的一系列运作下已经成为现实。通过抬高各种福利标准，非法移民的实质指生活标准和安全指数已经比他们的出生国家高出不少，加州甚至还准备继续通过法案，允许非法移民子女在学校中寻找工作。

除此之外，一些媒体也在试图渲染非法移民与美国公民等同的叙事。例如美联社，就引用多方消息试图证明“非法移民与美国公民一样纳税，并且给社保做出了相比其支出更高的贡献。”

这种叙事背后暴露了“平等主义”下泛左的政治考量——借由经济上的实质平等来暗示应该给予非法移民平等的政治身份。在他们看来，这些少数族裔都是“选票潜力股”。在不断放宽的移民政策背后，民主党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种福利政策，吸引非法移民走上融入美国社会的道路，这样既能讨好国内的少数族裔群体，又能最终成为自己的新兴选票势力。

然而，在美国经济条件远高于出生国的情况下，新一代的非法移民已经不再青睐所谓的融入路线，而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搭便车者”（free-rider）。媒体强调“非法移民也纳税”的话术则忽视了纳税比例的不平衡，根据美国各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纳税比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联邦、州收入税，以及财产税，而它们在非法移民纳税中的占比却远远小于商品税。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是非法移民缴纳的税收，恰恰转移到了收入和财产税占比最高的大量蓝领及低收入中产阶级上，而这一类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共和党的基本盘。在非法移民压力最高的南部边境州，亦拥有较高的商品税比例。这使得当地中低收入阶层受到了更高的税收压力。这种视角下，两党不同的移民政策就更容易理解了。

左图红框内为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中的各项税务及经费开支，右图为非法移民的税务比例。可以看出，两者的税务分布完全不同。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