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交互的主流政治文化则不断颂扬自由主义，使其成为了美国的新“政治正确”，而作为其牺牲品的蓝领阶层的政治意愿却被不断忽视，成为了被主流文化鄙夷和漠视的“弃儿”。终于，原先的“钢铁地带”变成了现在的“铁锈地带”，而美国白人蓝领阶层也成为了其国内处方类阿片药物滥用和海洛因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科学》杂志显示，其对应死亡数的增长在全年龄段，都远超少数族裔数倍。

随着药物滥用同时“崛起”的则是民粹主义，经历了20年的衰退和痛苦，这些蓝领阶层对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的怨恨终于在2016年爆发，成为了时任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最大支持者。这些被泛左翼人群所嫌弃和厌恶的锈带州，最终成为了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选票，也标志着美国政治走向极端化的开始。

或许，当美国左翼学者在了解到他们的药物滥用历史和后果时，就不会对民粹主义兴起而感到如此错愕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经历着另一场“漠视”——对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纵容。

相比于锈带，西南部更像是美国社群的大杂烩。由于是新兴地区，又与邻国墨西哥接壤，西南部成为了美国种族多元化和社会族群分化的代表。这种文化多元的社会土壤自然孕育了以平权运动为代表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左派运动。然而，当他们拥抱“自由主义”文化时，将纵欲等同为了自由。

哈佛大学教授Courtwright在其著作《黑色天堂》中就指出，美国20世纪的毒品大流行与70年代美国的左翼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由于平权运动、反战和亚文化运动的兴起，吸食大麻、海洛因和冰毒成为了“自由、新潮、反权威”的象征，并在一代人群中传播开来。逐渐的，它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一直持续到今天。

例如，在美国左翼运动摇篮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还会举办“大麻日”的庆祝活动。而美国政府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社会文化。随着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潮流，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美国经济独步全球的空前盛况，主流舆论陷入了“历史终结论”的思潮中，文化自省也随之减弱。

伯克利的“大麻日”（作者供图）

与此同时，大麻等镇静型毒品的扩散和左翼进步主义一起进入了另一个加速期。就像Courtwright所描述的，传统右翼对左翼年轻人群吸食毒品（特别是大麻）的反感，反而助长了左翼对以大麻为首的镇静类毒品作为“进步象征”的心态。

这种图腾化的背后，则是长久以来被忽略的毒品危险性。大麻作为另一种门户类毒品，和阿片类药物一样，不断促使吸毒者开始吸食更强烈的冰毒。同时，毗邻墨西哥又给毒品运输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这与美国失败的禁毒政策也有关）。如果将《科学》杂志的冰毒滥用分布图对比大麻合法化在美国的分布，就会发现两者极高的的重合性。同时，率先拥抱毒品文化的西南部也成为了如今冰毒泛滥最严重的地区。

最终，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持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享受着美国自由主义道路完全不同待遇的人，却同样陷入了毒品和药品泛滥的处境。美国总说“自由是有代价的”；或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然而，这种漠视却并没有止步于政府层面。意识形态纠葛的美国社会，同样对毒品问题有着实质性的漠视。例如，以优惠性差别待遇（又称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动） 为核心的新一代左翼偏向关注少数族裔的毒品问题，并认为这是由于系统性歧视引发的经济贫穷所造成的。而同样贫穷的锈带白人却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歧视说，并认为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牺牲了蓝领工人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讽刺的是，这个争吵持续的40年，亦是美国药物滥用的三波浪潮，并最终演化成大流行的40年。也就是说，在美国社会，随着政治冲突的激化，它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本身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毒品上，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社会问题——枪支、歧视、性别……受到影响的各个群体仿佛亦是被打了芬太尼，忘记了社会黑暗面本身所带来的痛苦，而是专注于攻讦诋毁已经被竖立起来的“敌人”，沉迷在政治运动中。

真正的“芬太尼”

在美国毒品药品问题的背后，真正被滥用的是什么？是名为“美国社会价值”的文化芬太尼。

从笔者个人经历来说，美国社会的真正多数——中间派的泛蓝、泛红群体对包括药物滥用和禁毒在内的社会问题，都抱有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他们游荡在各种舆论、学术、意见领袖和政治讯息中，却丧失了判断其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这是因为社会缺乏公正而能服众的主流叙事，例如现下的大麻合法化问题。

就像普渡制药能够收买学者为奥斯康定背书一样，不同的利益集团亦能扶植自己的权威声音。如果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你会看到——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证据与反对的同样多，而且两者都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在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普通人只能凭借着意识形态、身份价值和个人取向寻找认同感。看似自由的舆论背后，是被划分并固化的文化冲突。

这点在高等院校中尤其明显。学习社会科学的笔者曾经开玩笑说，在政治系的课堂上，对于敏感问题，其实不用听发言，只要看一下发言者的妆容样貌、身份家乡，对他的立场便能判断一二——除去极少数的个例，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其实，这种刻板印象的背后又何尝不是社会道德虚无化的迷茫？

当沉默的大多数在拒绝极端化时，就被迫在偏激的政治理念中空耗，丧失了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激情和能力。同时，由于不了解对方的价值观，他们在公共场合变得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表面上的互相尊重，实际上却成了一种忌惮。这也导致了美国社会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结构上的漠视。

而信奉着各种价值标签、呼声最大的人，就像过量摄入药品、毒品一般，沉浸在各种诸如游行、示威的政治活动中，却眼睁睁看着整个社会如同吸毒者的身体，病入膏肓而无能为力。这是因为他们单纯地将美国价值体系当作了包治百病的万金油，却不曾想它只是暂时缓解疼痛，并让人上瘾成性的止疼药。

研制这类文化芬太尼的药贩子，与美国历史上的药物滥用、“全面遏华”战略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同一路人——舆论、资本、与政客。就像反华产业链一样，他们由于各自的利益结合到了一起，不论是为了自己的民众选票、政治前途，或是巨额的利润、对市场的垄断，还是政治正确下疯涨的流量，这些美国真正的特权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对症下药，向着不同的人群兜售着属于他们的“芬太尼”。

然而，是药三分毒——美国在享受自由主义带来的巨大红利，却漠视社会问题背后的根源，是掌权者和特权者为了一己私利，给民众灌输错误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导向的必然结果。

禁神经上的毒品难，禁精神上的毒品更难。由于近现代的苦难历史，中国人民深刻铭记着——鸦片带来的不仅有肉体上的苦难，还有精神上“东亚病夫”的耻辱，在坚定地支持全面禁毒政策和严格管理阿片类药物及其他上瘾性药物的滥用方面，中国政府和民众是非常坚定的。

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保持精神上的清醒和克制，以抵制美国“文化芬太尼”输出的诱惑；然而，毒品的泛滥是一场大流行，中国过去200年的历史还告诉我们，禁毒是需要代价的。面对这场文化芬太尼的全球大流行，我们如何建立起承担风险和代价的信心和决心，如何安排精准、全面、且有韧性的“防疫政策”，如何保证打赢这场文化乃至文明的“疫情保卫战”——我相信，这是现在和将来每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都背负的责任，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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