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近期，因为电力机车的报价太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中车的一个子公司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反补贴调查。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在保加利亚交通和通信部主持的一次招标中，中国公司将为保加利亚提供20列电动机车，并为这些列车提供15年的维修和培训，标底价格仅为6.1亿欧元。

这个价格，比保加利亚铁路公司估算的成本低46.7%，比西班牙机车车辆制造商Talgo公司的报价低47.5%。

中国中车正在生产列车

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公司的报价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中国政府提供了17.5亿欧元的补贴，这“损害了公平竞争的企业的利益”，扭曲了“欧盟单一市场”，从而对欧盟的“竞争力和经济安全”产生影响。

涉事公司没有立即进行回应，欧盟中国商会则立刻批评欧盟“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趋势和滥用政策工具”，并要求欧盟委员会“充分保障中国企业抗辩权利，为中国企业创造非歧视和可预期的市场发展环境”。

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也在4月8日反击称：“中国产品走出去的秘诀从来不是所谓的补贴，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勤奋、创新和竞争意识”。欧盟一边对中国企业提出捕风捉影的指责，一边又为“那些难以提高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大量补贴”。

遗憾的是，国内外多家媒体确认：由于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压力，这家中国公司已经退出了保加利亚的竞标。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去年10月欧盟委员会就对中国电动汽车和钢铁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补贴调查。这也不是最后一次，4月3日以来欧盟还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公司进行了反补贴调查。

很显然，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态势，已经对试图“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造成了明显困扰，很多企业担心提高报价会没有竞争力，而维持低报价不仅容易被欧盟调查，国内也有舆论认为“中国企业的低价对发展未必有利”，而且将导致国内劳动者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迟迟得不到提高。

这种困境，反映了中国基建企业虽然已经“走出去”了，但是面对国际化的挑战，软硬件建设仍有不足，缺乏科学合理的定价策略就是一大问题。

欧盟指责中企低价中标没有道理

根据笔者的了解，被迫退出竞标的中国公司实际上是在保加利亚第一次开展类似的业务，为打入新市场采用超低价竞标并不奇怪。这里首先要介绍下基建领域的国际竞争，与汽车、无人机、光伏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竞争都不同。

一是在施工前无法对企业资质进行准确评估，所以进入门槛很高，通过资质审查很难。某个细分领域内，能够长期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反反复复就是这么几家。二是基建企业很难提出一个只有自己能做到，而竞争对手绝对做不到且被招标方认可的质量指标，国际基建竞争往往是同样质量比价格，同时其他竞争方尤其是所在国的竞争方很难服气。

因此，基建企业在进入新的市场时，往往选择报出一个让当事国难以置信的低价，并组织国内的最强团队和最先进的技术，炫技式地将成本控制在报价附近。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还会选择公开成本控制的过程和方法，为后续推动销售设备和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这种方式能够充分展示自身实力，让竞争方无话可说，建立良好地商誉，更好地进入该国市场。

在国际基建领域，日本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在一些特定的国家，韩国、卡塔尔和土耳其也能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国家的基建企业在试图占据新的市场时，往往采用这样的超级低价策略。

我们不能说同样的策略，只允许日本、韩国、卡塔尔和土耳其用，中国用就是伤天害理，就要被万夫所指。

1980年代，缺乏资金是制约中国基建发展的大问题。为了利用世界银行的资金，根据它们的规定，相关项目必须面向国际招标。经过中央和水电部的论证，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引水隧洞工程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招标工程。

云南鲁布革水电站

为了争抢中国开放的机遇，来自13国的32家企业展开了激烈角逐。水电部希望在第一次国际招标中做到心里有底，中国施工企业也希望证明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经过若干个“诸葛亮会”和“大动员”，编制造价被一压再压，最终确定为1.2亿多元。

当时中国企业认为这个价格很低了，国外企业即使中标，也只可能是因为工期和质量方面的优势。结果到了开标的时候，中国企业傻眼了，比1.2亿元低的大有人在，世界著名的日本大成公司更是报出了8463万元的最低价。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竞标失败对中国企业的打击是很大的，不少人当场落泪，更多的人则茫然或愤怒，甚至当场就有人表态：“咱们走着瞧”。

这种情绪也不难理解，从当事企业角度出发，觉得1.2亿多元已经很低了，如果不是因为争取最低价，一开始企业的预算其实是1.5亿元的。当时中国劳动力价格很低，日本大成的方案虽然主要也是靠中国工人，至少还得支付日本管理和会计的工资。因此，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日本大成会不亏本。

此外，中日文化存在一些差异，其协调成本必然比中国企业要高。开工以后因为文化差异，确实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日本的和制汉语（可以理解成用汉字表达的日本文化）把运输车辆驾驶员叫车夫，扒碴机的司机叫扒手，遭到中国工人激烈抵制。

日本公司还以日本风水禁忌——妇女进未完工的隧道不吉利为由，明里暗里不让中国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女士进入隧道视察，差点引发外交纠纷。最终在我方的强烈抗议和坚决要求下，钱正英部长才得以光明正大地进洞视察。

最后一个理由，就不那么“光明”了。有些人认为中国企业此前已经完成“四通一平”等基础工作，项目部占据了最佳选址，日本公司人生地不熟，风水电砂石系统都是中国企业的传统供应商，吃瘪的地方还多着呢。

就是在这么多的不利因素下，日本大成公司在质量验收优良的前提下，比合同提前了5个月完成了隧道工程的修建。相比之下，我国企业承担的大坝和地下厂房则进展缓慢，世界银行特别咨询团两次就中日团队不同的进度表现发出疑问。

事后的总结表明，这种差距既有技术引起的，又有管理方式造成的。

差距让人痛定思痛，当时的大学、企业还有政府机构都动员起来，仔细研究中国基建的问题和优势。1985年11月,由中国施工企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被国务院批准，并首先在进度已经滞后的地下厂房部分进行尝试。到1986年底，在实施改革13个月后，不仅抢回了耽误的3个月总工期，而且很多分部工程还提前完成了。

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长篇通讯《鲁布革冲击》，介绍了日本企业参与鲁布革水电站施工引发的触动和改革，社会反响强烈。对于日本公司的超低价竞标，中国当时的社会舆论有警惕，但更多的是包容。中国这种成熟的心态，也受到当时国际舆论的充分肯定。

“鲁布革冲击”后，中国基建开始了奋发自强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