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3月10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了一篇包含曹德旺在内的25名科学家、企业家联署的文章，题为《屈从论文  难下工厂 “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转》。他们认为中国要从工程大国迈向工程强国，工程人才培养中必须改变“工科理科化”的现象，让更多的工科教师、学生去工程一线解决真问题。

这25名科学家、企业家分别是：历军、王军成、王国栋、王焰新、王耀南、印遇龙、刘经南、杨敏德、杨善林、陈景河、陈夏裕、吴义强、李华军、李德仁、严建文、何清华、武强、罗琦、胡正寰、侯保荣、郜春海、徐卫林、曹德旺、潘君骅、魏臻（按姓氏笔画排名）。

和很多类似提议相比，可贵的是这些科学家、企业家（以下简称提议专家）给出了“工科理科化”的定义——“所谓‘工科理科化’，是指工科的评价体系及运行方式向理科靠拢，甚至完全向理科看齐。其典型特征，是用理论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重视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创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议专家给出了包括制定合理的工科教师评价体系、高校建立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企业导师）、鼓励校企合作等六条建议。

什么是“工科理科化”？

提议专家虽然给出了“工科理科化”的定义，但这一概念具有模糊化、开放性的特征，仍需要进一步归置和厘清。

提议专家们认为：“‘工科理科化’问题在本科教育中最为严重，研究生教育次之，其潜在影响还渗透到高职、中小学教育中”。这说明他们所说的“工科”是社会性的“工科”，并具有较为广阔的外延，而非教育意义上的工程学科。

根据现行教育政策和法规，高职、初中乃至于小学都没有什么工科理科的划分。高中有文科和理科的划分，但也没有工科。因此认为“工科理科化”的潜在影响已经渗透到高职和中小学教育中，从教育管理的角度出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要抠这个字眼？因为专家们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是针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工科理工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只在高等教育上下功夫，是解决不了的。显然，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手段的局限性构成了一对矛盾，专家们的提议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方面，因而说服力大打折扣。

高教领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让提议专家们如此焦虑呢？《屈从论文  难下工厂 “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转》一文中指出：“教师宁愿或不得已在黑板上教修机器、教盖房子，也不愿或无法下车间、下工地去解决工程中的真问题；学生解决了生产线上的关键工艺问题，却经常因为没有发表顶刊论文，而不得不面对毕业评优时的窘境；在产业领域，大量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面对一些要害环节的‘卡脖子’现象，企业往往无计可施”。

笔者加以归纳，专家们认为高等教育存在教学脱离实际、学生毕业评价手段单一、高等教育投入对强国的拉动作用有限等等问题。不得不说，这些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而且确实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早在2010年，《羊城晚报》的一个调查就指出：高校教育存在大量的落伍内容。大学生们抱怨：“专业空泛，感觉学不到什么”“学习没压力，只为了一场考试？”“不知道读大学究竟在读什么！”。

2011年，一位不愿具名的某985大学退休教授在接受《工人日报》对话时表示：“在我熟悉的领域，竟然还在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我当年就是用的这种教材，几十年以来这些内容都没有什么变化”。

2015年，《中国教育报》引述了多位高等教育从业者的评价，认为中国大学应用型专业的教材较为陈旧，已经被时代甩在身后。

尽管有很多呼吁和关注，我国大学部分教材还是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以至于有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学生的常识，然而还是未能写入课本。直到近年来，教育部高教司“十四五”规划中大力整顿“旧教材”的问题，“完善教材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的建设，鼓励高校用优教材、新教材，坚决淘汰过时落后的旧教材”，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至于在评级学术成果时，“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问题（简称“五唯”）以及缺乏“卡脖子”技术成果的问题，就更是家喻户晓的顽瘴固疾了。

为何教学不贴实际？

如果“工科理科化”在高等教育里指代的是上面这些问题，那么扭转它就是必须的。可为何这样一个人人说好的事，在现实中却推进的步履维艰呢？

中国的大学生为何更能忍受低质的教育呢？这要从就业模式说起，例如在德国，本科生就业与职业院校的学生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优势。B站有一个德国UP主，曾经做过一个针对德国企业的对话，企业主明确表示：“有时我们对自己培训过的（职业院校）培训生比对应届大学生更满意”。

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在德国是双元并重的

而在美日英等多数西方国家，如果科研内容不是企业所需要的，又不走科研的道路，硕士乃至于博士，在就业上与本科的差距远没有国内这么大。著名数学家张益唐在美期间，因未能获得美国教职，且为方便继续研究数学，不愿做过于劳心的工作，因此只能在快餐店工作了很多年。

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就业模式是衡量应聘者可能创造的价值，并与企业需要进行匹配的模式。企业招聘主要是看这个人本身，至于学位和应届生与否，固然还是非常重要，却不能与国内的重视程度相提并论。

国内的就业模式，更像是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通过资格考试后，大学生就具备了一定的稀缺度，根据大学声誉高低，大学生的学历稀缺度也各有不同。就业时，不同薪资稀缺度的企业倾向于招聘与自己企业同一甚至更高学历稀缺度的学生。长期以来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学历贬值”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很多高校今天的毕业生，比十年前的毕业生要优秀一些，但就业形势完全不能与十年前相比，这就是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模式下，只要入学并顺利毕业，同一级学生的学历稀缺度就是一样的，学生没有太多动力主动与产业接轨。更没有动力冒着不能顺利毕业的风险，主动要求增加学业难度，并倒逼高校教师提高产业实践水平。

其实为了提高教学内容与产业实践的贴合度，教育部和高校每年都会进行大量地问卷调查和电话回访。学生是学不到真本事的最大受害者，但在培养中出现了只要给分高，学生是绝不介意为不学无术的老师“打掩护”的现象。因此调查往往出现一个奇观——学生们普遍认为在校学习的知识对工作帮助有限，但却几乎认为每一位老师的课程都设置合理、结合实际、生动有趣。

而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的形成，又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乏力、企业市场化竞争模式扭曲、产业升级出现一些困难甚至高等教育招录模式等等问题密切相关，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