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何苦为难同胞

尽管最终算是没出人命，整个剧情的反转也有喜剧因素，被迫自卫反击的小老头得到了普遍同情和敬佩，一贯嚣张的挑衅方遭此团灭大快人心，但留在当地华人心中的并不是一个除暴安良善恶有报皆大欢喜的武侠传说。

其间虽经短暂保释，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老头被羁押在拘留所；韭菜的行市已远远超过疫情的发展，在华人圈里直追硬通货；挑衅者那边似乎比较安静，但谁也不知今后何去何从。这件事仍然是同胞们最常提起的谈资，说来说去，可用这几天新崛起的一个词形容——

“底层互害”。

其实，当事的双方，都是在海外漂泊的小商人，要说有差别，无非是一袋弟子与半袋而已。之所以走到水火不容必欲除之的地步，根本肇因还在于狭隘市场中的同质化竞争在缺乏良性约束条件下的恶性暴发。

从商圈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在当地的大部分华商经营都是以周边华人同胞或中资项目为主要客户，常见的基本是两种类型。

一类是面向本地华人售卖各种当地市场上见不到的中国产日常消费品，特别是食品、调味料，以及华人在当地种植的中国特色蔬菜和某些农产品。

可能如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初代海外移民一样，大家尽管身土已二，却都坚持有一颗爱国的胃。比如当地也盛产花生、黄豆，但居此华人就是认为味道远不如中国产，所以宁可花四五倍甚至更高价格从华人店铺购买。

此类华人商户业态以开设超市、小作坊、餐馆为主，但多为闭门经营，即租用当地独栋别墅为门市或工场等作业点，但平时大门紧闭，不公开经营，一般都是熟悉情况的中国人上门采买。

当地华人经营的豆腐坊

当地规模最大的华人超市

另一类，则是围绕在当地中资大型项目如工程建设、合资工厂供应各类物资，且仍是以生活用品为主。

这些项目上中方人员众多，如目前当地一个中资项目上就有中方员工过万人，之前建设高峰期时还要数倍于此，因而通常每单的需求量较大，也即单位用户平均收入（ARPU值）较高；这些项目上所需物资的相当一部分采购难度并不很大，只是由于项目通常采用严格的封闭式管理，业务人员与周边市场联系较为有限，所以对外部供应商依赖较强，因而一旦建立互信，复购率也较高。

显然，这些大项目属于高净值客户，自然成为各路供应商竞逐的重点目标，华商看似具有天然优势，然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围绕这些大项目的华人物资供货商，多为小规模商户，能供应的产品也以中低端大路货的生产生活物资为主。就此类需求的任何一张订单而言，由于进入门槛低，轻易就会吸引众多供货商蚁聚；而这些商户提供的竞品又几乎必然高度同质，市场争夺哪能不白热化。

无论是哪种类型，绝大多数当地华商的生意，其实还是在华人圈内部进行。

表面上看，近年来当地华人数量迅速增加，仅从这座城市的中餐馆数量就可见一斑。然而，如前所述，绝大多数中餐馆都只有中国顾客，而罕有当地食客光顾。实际上，这些餐馆基本都是蜗居院墙之内，没有任何营业标志，从外表上看与周围普遍民居无异，只有中国人，还得是熟客，才会知道曲径通途，芳踪何觅。

这样一种潜在客群规模极为有限，又缺乏社会化营销手段，主要依靠口碑传播低效率拓展市场的商业模式，注定了几乎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没有一定规模的华人群体，就不可能出现华商的生意机会；而商机一出现，多为小商人的华商之间就会出现同质化竞争，华人圈的营商环境往往趋于恶性发展最终多败俱伤。

不知道是否基于此，海外华资企业做大、做强的极少，而华人华侨社会素以相互倾轧、内斗剧烈而闻名。

“韭菜血案”发生所在城市部分华人餐馆分布（资料图来源：Google Earth）

没有围墙、招徕当地顾客的中餐馆，实不多见

同样如前所述，既然华人在“韭菜血案”所发生城市的人口中占比极小，就全国而言更是不足万一，反推可知，华人圈之外，市场必有那么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看看。然而，叶茂却不根深，正是一直以来海外华商的显著特点。

过去一直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似乎中外交通史既已有数千年，华侨应该是早就遍布宇内。可据专家考证，中国人大规模出境，是在19世纪中叶华工潮兴起以后的事儿，也由此才开始改变之前华侨华人行不过南洋（东南亚）的局面。但还要再过一百多年，到1970年代后，当一轮前所未见规模的中国新移民出现，才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华侨华人高度集中于东南亚的格局。

据估计从那时起至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近四十年间，从中国前往世界各地的移民超过1000万人，其中30%左右前往发展中国家，与赴发达国家很大不同的是，这其中又以商贩从业者占相当比例。（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当地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总是相当醒目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贸易的暴发式增长，以及一系列促进对外经济关系的宏大战略之推行，中国人走出去的规模达到新高度。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移民，跟随中国资本的周边营商、劳务输出等暂时性的出国人员比例大增，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