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反证：人民币已升值，但德国产业并未“回来”

即便暂且抛开历史经验不谈，现实数据本身也在对“汇率决定论”提出反驳。

过去一年中，人民币对欧元在市场层面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升值趋势：从2025年秋季每1元人民币大致只能兑换约0.118欧元，上升到2026年春季一度接近0.127欧元。按欧洲央行参考汇率计算，同期1欧元可兑换的人民币数量，也从大约8元下降至7.7元左右，这表明人民币相对欧元走强的方向是明确的。

按照传统教科书逻辑推演，这一变化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欧洲市场的价格优势，为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出口企业创造相对缓和的竞争环境，甚至为“订单回流欧洲”打开某种缝隙。

然而，德国对华出口在同一时期并未出现明显改善，反而持续承压。若按行业拆分观察，尤其在高端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萎缩。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贸易修复效应”。

这一现实构成了对默茨式逻辑的直接反证：如果汇率真是决定性变量，那么人民币升值至少应当在方向上有利于德国；而当事实与这一推演背道而驰时，更合理的结论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成本环境，而非汇率牌上小数点后几位的数字变化。

更进一步，在中国已经逐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完善产业链深度的情况下，强行推动人民币急剧升值，其直接效果更可能是推高欧洲进口物价、加剧本已严峻的通胀压力，而未必能够重建德国制造业的全球优势。对欧洲普通家庭而言，这无异于一种“以公平竞争之名，行削弱购买力之实”的政策幻象。

这表明，欧洲内部困局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默茨等欧洲政客所强调的“人民币被低估”。与这一论调相比，欧洲自身的结构性约束更加沉重，也更具决定性。

能源成本长期处于高位且波动加剧，使高耗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陷入不利位置。俄气时代曾经提供的廉价能源红利，已在地缘政治重组中难以恢复。

监管与审批体系的复杂化、碎片化，抬高了投资门槛，压缩了企业的试错空间，使“在欧洲投资”在全球资本配置中的吸引力逐渐下降。

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双重滞后，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削弱了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可能带来的潜在优势。

风险资本不足、科研体系与产业政策协同不畅，则使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路径异常漫长；而此时，中国与美国在同一领域已进入“资本密集+快速迭代”的新阶段。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使欧洲在多个关键产业中，从曾经的“系统整合者”和“标准制定者”，逐步退化为“高成本终端市场”——既失去了生产端优势，也在标准与生态塑造上日渐失语。

在这样的语境中，继续将竞争力问题简单归结为“人民币被低估导致的不公平”，不仅是分析上的简化，更是政治上的自我安慰。

德国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不断下降 路透社制图

既然如此，默茨为何仍然执着于人民币升值？

要理解默茨近期为何不断在公开场合呼吁人民币升值，而不是将话语重心放在德国国内的能源、税制、监管和创新政策上，需要从政治激励而非纯粹经济逻辑出发。

至少有四重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对内塑造“外部原因”。当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产业外迁、传统优势行业接连遭遇中国竞争对手时，将问题归因于一个“外部可见对象”（人民币、补贴、国家资本主义），远比解释复杂而艰难的内部改革议程更容易。货币，恰恰是一个极适合政治传播的符号。

第二，在欧洲内部争取“领导权”。默茨需要在巴黎与布鲁塞尔面前展现一种“强硬对华”的姿态，以证明德国仍有能力在欧盟层面塑造对外经济议程。提出一个听上去“技术性很强”的诉求（汇率重估），可以为德国争取道义制高点，尽管其现实可行性可能极低。

第三，对冲国内改革的政治成本。如果承认问题主要在于德国自身的能源政策、税负结构、劳动力市场与创新体系，那么结论必然导向一系列痛苦且不受欢迎的改革：削减福利、放松监管、调整能源与气候目标时间表、重构产业政策。相比之下，将政治能量消耗在“敦促人民币升值”上，要安全得多——因为这既能显示“有所作为”，又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触及国内既得利益结构。

第四，重温西方主要经济体当年在“协商”情况下解决了货币汇率的“不平衡”难题，以此暗示应该恢复昔日的协同机制，共同面对外部挑战，而非内耗，更不应相互拆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默茨式的人民币话语，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政治选择：它在经济上未必高效，在话语上却相当高效；在对华谈判中缺乏真正抓手，在对内塑造形象上却颇具威力。

欧洲当前的主张还隐含着一个重要逻辑，即“我们终究仍是中国离不开的市场”。默茨与马克龙多次强调，中国高度依赖欧洲这一拥有数亿高消费能力人口的市场，因此在关税和汇率压力下最终会“理性让步”。

然而，过去十年的贸易数据与产业链重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假设的现实基础。中国对东盟、南亚、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快速拓展，在能源、资源与市场三个维度重塑其外部依托；与之对应的是，欧洲对关键原材料、关键组件和终端产品的对华依赖度，在某些领域事实上并未明显下降。

这种结构变化的结果，是中欧在潜在反制风险上呈现出高度非对称性：

首先，一旦中国对稀土、锂、镓、锗、石墨等关键材料实施出口限制，率先陷入困境的可能是欧洲的化工、半导体与电动机产业链。

其次，欧洲机械与设备制造业若在中国市场遭遇制度性排斥，短期内很难找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市场的增长极；而中国本土竞争者在技术和成本上的追赶，已使这一替代难度进一步上升。

最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利润池的德国汽车巨头，在面对针对大排量燃油车的惩罚性关税或针对在华合资企业的监管措施时，将不得不在“全球存在感”与“财务报表”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与之相比，欧洲在关税与汇率问题上的筹码则要脆弱得多。它可以制造舆论压力，可以提高象征性关税，也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发起有限争端，但很难通过一套可控手段，迫使一个并不依赖欧美安全保护、且已拥有多元出口市场的大国，在汇率问题上做出结构性让步。

所谓“升级主导权”，更可能掌握在那个能够精准选择对方痛点、同时为自己保留替代路径的一方，而不是那个更擅长在议会演讲中高举“公平竞争”旗帜的一方。

结语

从教科书层面看，要求贸易伙伴“让本币升值”，似乎是一种温和、体面且技术性的政策诉求：既不涉及公开制裁，也不需要动用军事威慑，还能够以“规则”与“公平”为名获得道义加成。

而一旦将日本《广场协议》后的历史纳入视野，将德国自身曾被指控“享受低估本币红利”的经历置于背景之中，再结合美国长期通过美元霸权获取全球红利的现实，对人民币的道德化批判便显得格外单薄。它既忘记了西方自身曾如何使用货币杠杆，也无视了当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的深刻位移。

对欧洲而言，真正需要“升值”的，从来不是人民币，而是自身的结构性竞争力。具体而言，包括：

——能源价格与供应安全的可预期性；

——监管与税制对投资与创新的友好度；

——基础设施与数字化水平对生产率的支撑力；

——科研体系、风险资本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能力。

如果这些维度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持续“贬值”，那么即便人民币明天突然升值20%-30%，也不过是让欧洲消费者为自身结构性失误多支付一部分成本，而不会让“德国制造”自动回到曾经的高地位。

默茨在人民币问题上呼声越高，越暴露出一个不便明说的政治事实：真正需要被说服去改变的，并不是北京的外汇管理部门，而是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决策体系本身。

只要这一点不被正视，所有关于汇率的高调讨论，都可能只是旧秩序震荡中的一次情绪性回响，而难以成为重塑欧洲竞争力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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