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吉报告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然而，这样的平衡能否长期得以维持，最终取决于一个更基础的条件——欧盟自身经济是否仍具备足够竞争力。

但过去几年里，欧盟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能源成本上升、产业投资不足和创新能力下降等问题逐渐暴露，促使欧盟内部重新讨论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委员会邀请前欧盟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牵头撰写关于欧盟未来竞争力的系统性报告。

德拉吉向冯德莱恩递交《欧盟竞争力报告》

2024年9月，《欧盟竞争力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其政策建议，更因为它较系统地梳理了欧盟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指出，过去长期支撑欧盟经济模式的一些外部条件正在变化。俄乌冲突后欧盟能源结构调整，能源价格波动明显增加了制造业压力；与此同时，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也在重组。

报告认为，欧盟当前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类型的竞争压力。来自美国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与高科技创新领域；来自中国的压力，则更多体现在制造业与产业体系层面。

不过，报告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欧盟当前面临的挑战，不能简单归因于外部竞争。它对欧盟内部结构性问题提出了相当直接的批评。

例如，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欧盟虽然设定了较高的气候与环保目标，但在产业配套、能源成本和投资协调方面推进较慢，结果是部分制造业企业承受了较大压力。与此同时，欧盟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本土产业生态，但监管体系却不断加码，客观上增加了企业创新和扩张成本。

此外，人口结构变化也被视为欧盟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挑战。报告预计，未来欧盟劳动人口可能持续下降，而现有高福利体系又高度依赖经济增长和稳定税基。如果生产率无法显著提高，欧盟经济模式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与产业压力。

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真正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如何“应对中国”，而是欧盟如何恢复自身增长能力。

德拉吉尤其强调，欧盟当前最大的风险，不是单一国家带来的竞争，而是长期投资不足与创新能力下降。他指出，为维持长期竞争力，欧盟每年大约存在7500亿至8000亿欧元的投资缺口。

换句话说，即便欧盟通过保护主义暂时缓解部分外部竞争压力，如果无法在人工智能、数字化、先进制造和能源技术等未来产业中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其长期结构性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这一观点也得到不少欧盟主流经济学者呼应。维也纳经济研究所（WIFO）所长费尔贝迈尔（Gabriel Felbermayr）明确指出，将欧盟制造业压力简单归因于中国“产能过剩”并不准确，中国在光伏、电池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更多是因为中国生产规模大、产业链完整、投入持续，而不只是政府补贴带来的结果。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所长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则认为，欧盟过去长期受益于廉价能源、稳定出口市场和全球化红利，但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欧盟自身产业体系调整没有跟上，这也是当前竞争力压力的重要来源。

德国“经济五贤人”成员格林（Veronika Grimm）也提出，欧盟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行政审批复杂、监管成本偏高以及资本市场活力不足，这使部分创新企业和资本逐渐流向更统一、融资更灵活的地区，尤其是美国。

德拉吉报告出笼后，欧盟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解读：一种强调通过更积极的产业政策、联合投资与技术创新恢复竞争力；另一种则更强调“经济安全”、“产业保护”和对外部竞争的防御能力。

而当前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不断摇摆。

欧盟“对华特别会议”

今年5月29日，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举行了一场围绕对华经贸问题的闭门会议，也被部分欧盟媒体称为“对华特别会议”（special China meeting）。

欧盟官方网页上关于此次闭门会议的公告：“欧盟委员会就欧中关系进行商讨”

虽然这场会议没有像欧盟峰会那样公开发布联合声明，也没有立即推出新的制裁或贸易措施，但它仍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欧盟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信号。因为会议结束后，欧盟方面首次在较高层级明确表示，当前的欧中贸易关系“不可持续”（not sustainable）。

这一表述虽然克制，但政策含义并不轻。它意味着，在欧盟部分决策层看来，中国已经不仅是重要贸易伙伴或市场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经济安全”与“产业韧性”的讨论框架。

这次会议之所以受到关注，还在于其召开的背景。过去几年，欧盟内部对华态度总体趋于谨慎，但成员国之间始终存在明显分歧：德国强调经贸合作，法国强调“战略自主”，部分东欧国家更关注安全与地缘政治，一些南欧国家则更重视中国投资与贸易机会。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欧盟近年来不断提出“去风险”，却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统一且高度一致的对华经济战略。不过，自2025年以来，这种内部差异开始有所收缩。推动变化的核心因素，不只是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更重要的是欧盟内部不断上升的产业焦虑。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全球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欧盟自身增长放缓，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如果欧盟无法维持关键产业竞争力，其工业基础可能在长期竞争中持续受压。这种担忧主要集中在电动车、电池、光伏、钢铁、化工以及清洁能源设备等领域。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内部频繁地出现一个概念——“中国冲击2.0”。

这一说法沿用了二十年前美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冲击”（China Shock）的讨论。当年，大量中国制造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被认为对部分传统工业地区造成了明显冲击，并加速了“铁锈带”（Rust Belt）现象。如今，欧盟一些政策制定者担心，类似压力可能在部分欧盟产业中再次出现，尤其在绿色产业转型过程中。

因此，5月29日这场会议讨论的，不仅是贸易逆差问题，更涉及欧盟未来工业体系的竞争力问题。

也正因如此，“不可持续”这一表述格外值得关注。它意味着，在欧盟部分决策者看来，当前贸易失衡已不再被视为短期波动，而被认为具有结构性特征。换句话说，欧盟开始担心，如果继续维持过去那种“开放度高，保护性差”的模式，部分产业能力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弱。

6月7日，欧盟议会人民党（EVP）主席、德国基社民（CSU）副主席韦伯在接受德媒采访时强硬表示：“要么我们奋起自卫，要么中国摧毁我们的部分工业。”

这一变化也反映出欧盟经济理念正在调整。长期以来，欧盟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支持者，过去也常批评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和产业保护主义，并强调开放市场的重要性。但近年来，尤其是在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大规模扶持本土产业之后，欧盟自身也开始强化产业政策与经济安全工具。

而上月底的那场闭门会议则进一步说明，这种变化正在制度化。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对“全球化”的理解本身也在改变。过去，欧盟更多从效率角度理解全球分工，认为全球化能够降低成本并提升整体竞争力；但在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和中美战略竞争影响下，欧盟如今更强调供应链韧性、关键产业自主性以及经济安全。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安全与战略”框架，而中国也因此被视为影响欧盟产业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变量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近年来越来越强调“经济安全”，而较少单独强调“自由贸易”的原因。这一变化将对未来中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欧盟虽然未推动全面“脱钩”，但“有限开放、加强防御”的政策倾向日益明显。未来几年，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大概率会更加频繁，欧盟可能继续扩大反补贴调查范围，提高部分关键产业准入门槛，并强化对投资与技术合作的审查。

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会彻底对华关闭市场，但一定会附带“公平竞争”“产业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前提条件，以推动在欧中国企业更深度地“本地化”。

另外，中欧关系的重心正在发生调整。过去二十年，中欧关系总体仍以经贸合作为主轴；即使在政治层面存在分歧，双方仍能通过庞大贸易维持关系稳定。但未来，安全、产业政策与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将在中欧关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从全球层面来看，欧盟态度的变化，也会波及全球化时代原有的开放逻辑。

如果连长期支持自由贸易的欧盟都开始强调产业保护、供应链安全与经济防御，那么未来全球经济体系很可能进一步走向区域化与碎片化。虽然未必会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冷战格局”，但不同经济体围绕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与供应链体系展开更强竞争，或许会成为常态。

因此，5月29日这场闭门会议的真正看点在于，欧盟开始倾向于在过去那种高度开放、强调效率优先的经济模式中，加入更多关于产业安全与战略韧性的考量。而当前的欧中贸易“不可持续”这一表述，更像是欧盟进入“开放与防御并行”新阶段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