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法国贡比涅森林（Compiègne）附近的那节火车车厢就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法相互为敌的历史：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在法国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选择此地签订停战协定，以此报复1918年一战结束时德国在此签署投降书的“耻辱”。

再譬如，希特勒自杀前指定的接班人邓尼茨（Karl Dönitz）为避免落入苏联手中，更愿意向西方盟军投降，于是派德军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大将（Afred Jodl）跑去法国兰斯（Reimes）—— 当时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总部——表达降意，并于1945年5月7日与美英联军签订无条件投降书，于5月8日23点01分生效。斯大林闻讯大怒，坚持要求德军单独与苏军签订投降书。5月9日午夜刚过，约德尔的上司、德军总长凯特尔元帅（Wilhelm Keitel）在柏林代表德国第二次签署投降书。

在太平洋战场这边，也有关于“象征意义”的插曲：陆军出身的麦克阿瑟被任命负责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这引起了海军出身的尼米兹将军的不满。最后的妥协结果是，陆军将军主持仪式，仪式地点则放在海军军舰上 —— 这就是后来“密苏里号”上签字仪式的来龙去脉。

这类“象征意义”还远不止于此：选择“密苏里号”还因为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来自密苏里州，其女儿玛格丽特又是该舰的施洗者；该舰停泊在东京湾内，距当年美国“黑色舰队”旗舰“鲍哈顿号”停泊的位置仅4、5英里；出席仪式的苏联代表曾提出要升所有对日作战国的国旗，但被麦克阿瑟否决，最后使用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白宫屋顶上悬挂的那面美国国旗，象征“复仇”的成功。

还有，去年法国举办的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上，美国总统拜登面对几乎清一色的西方国家元首，呼吁盟国团结一致，重新弥合特朗普第一任内给北大西洋关系造成的伤痕，共同迎接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新挑战。

所以说，没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和纪念是没有意义的。

与欧洲和俄罗斯纪念活动的频率相比，中国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阅兵式在战后这么多年才第二次，已相当“低调”。

而且，这样规模的活动是在两大背景下举办的：第一，欧美国家严重低估甚至忽略中国在二战中付出的巨大人员和物资代价，以及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争最终获胜起到的关键作用；第二，日本对当年侵略历史和给邻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并未认真检讨和反省，历史教育试图淡化罪恶，极端势力正在抬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如果认为中国搞个阅兵式就是“反日色彩太浓”，那把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岂非更应该被视为是对中国、朝鲜、韩国等当年亚洲受害国的“大不敬”和”挑衅”？

实际上，“中国叙事”只是对严重偏失的“欧美叙事”的某种修正和补充。换而言之，不是“中国叙事”有问题，而是迄今为止的主流叙事一直存在问题。

同理，有人认为北京阅兵式和军费的连年增长显示中国在“穷兵黩武”。根据2024年国际军费开支的比较，美国以9970亿美金一骑绝尘，中国、俄罗斯、德国、沙特和英国的军费加在一起才达美国军费的三分之二。

至于中国是否咄咄逼人威胁邻国，我们在对解放军和美军的战区布局做个比较后就一目了然了：

解放军有五个战区，包括北东南三个战区的海军，全部集中在本国的国土内，在海外只有一个军事基地（吉布提）；美军有六个战区，即便是负责守卫本土的“北方战区”也还负责加拿大和墨西哥北部，其他所有五个战区分别负责中美洲/南美洲、印太地区、欧洲、中亚/西亚/南亚及埃及、整个非洲大陆。

美军舰队的全球布局以其在各地的海军基地和舰队（如驻欧洲的第六舰队、驻印太的第七舰队）为核心，形成以“本土为中心、前沿部署为延伸”的全球战略。其战略遵循“点线结合”原则，关注控制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战略通道，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安全需求进行兵力部署，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这是什么概念？美军是把全球当作本国疆土来“看护”的。

与之相比，中国的“穷兵黩武”只能算是“洒洒水”。中国未来若想有效保护能源线和供应链，还须加倍努力，快步前行。

结语

或许，欧美觉得缺席北京大阅兵是在展示西方“价值共同体”的团结一致和外交上的“旗帜鲜明”，是想让中方知道自己影响力的局限性。

北京大阅兵，来多少国家的代表，具体都有谁来，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这个纪念活动的意义其实已经超出这些问题本身。

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实力存在，是给欧美之外的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换而言之，北京聚焦的是“全球南方” —— 那里才是潜力巨大和前景不可估量的新天地。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美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它们或许有类似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但美国的抵制主要是因为其冷战后的“垄断”地位正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欧洲的缺席又是为哪般呢？是不愿成为中国对付美国的“统战棋子”，还是在没有筹码的情况下不得不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欧洲的选择都说明它正在失去国际格局中“另一极”的地位。

正如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8月22日在“里米尼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欧盟在美国胁迫之下正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增加军费开支；对中国原材料和技术的依赖日益加深；在伊朗核设施遭轰炸和加沙屠杀升级时只能束手旁观。这表明，欧盟越来越注定在地缘政治上无足轻重，无法有效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挑战”。

回望过往，欧洲曾有过的“战略自主”阶段应该是“施罗德/默克尔时代”：2003年，德法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说“不”；2008年，在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远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德国联手法国拒绝华盛顿提出的邀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立场；2014年，德法与俄乌冲突方达成“明斯克协议”，把美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

再看今朝，欧洲这艘曾经的“巨轮”已开始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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