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时期的水圳神话

众所皆知的，日本自1895年后对台湾进行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后期更推动“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资助军国主义壮大，并以此资助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凭借比清政府更为充足的资金与先进之技术，日本人固然在台留下不少大型水利工程，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清代陂塘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成。像是日本人在曹公圳圳头加装抽水机，让地势较高的农田也能获得灌溉，增加了约1,939公顷的灌溉面积；对于清代桃园所建6,685座中小陂塘，日人仅将其扩建打通，于1928年将桃园大圳全数通水，使桃园台地的水田占到耕地面积的84%。此举虽使台湾稻米（蓬莱米）产量大增，但台湾人却根本吃不上。

作家龙瑛宗在小说里描写：“农家煮的饭都掺了很多的地瓜，煮得稀稀烂烂，在来米少得意思意思而已。”到了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的1939年，台湾总督府严格管控米在内的生活必需品，推广吃面包、面取代米饭，或将米与地瓜、马铃薯混煮，鼓励集体煮饭以节省燃料，例如在基隆商店街试办集体烧饭，以响应战时的“节米运动”。

至于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洗脑，对日殖时期修建嘉南大圳与乌山头水库津津乐道的“台独”人士而言，往往对日本迫害台湾农民的恶行视而不见。诚如史料所说，嘉南大圳落成后灌溉面积高达12.6万公顷，占当时台湾耕地的六分之一，堪称全台之最；然而，大圳设计者八田与一发现水量无法灌溉全部的耕地，只好想出三年轮作制（水稻、甘蔗、杂粮），只是有能力种植稻、蔗与杂粮的农民仅仅29%，其余七成多农民即使在轮作期间被迫休耕，仍需缴交高额水租给殖民者。岂料日资制糖公司却完全不受三年轮作的限制，更是赤裸裸的差别待遇。

2017年，位于台南乌山头水库园区的八田与一铜像被“斩首”

于是，尽管日本殖民者给台湾留下诸多至今都在使用的水利设施，但多半优先供应总督府所指定栽种的作物，且于1921年颁布《台湾水利组合令》，强制将全台属于农民自主的农田水利管理权通通收归公有，并规定“组合长”由当局任命、组合内部之职员为官吏，借此彻底控制农村经济，实行压榨之目的。

嘉南大圳建好后也非一劳永逸，1933年台湾南部发生严重旱情时，云林斗六二期稻作无水可灌，在高雄州8,000余甲耕地中，竟有3,600余甲“全灭”。事实证明，“台独”人士拼命吹嘘、缅怀日据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嘉南大圳，不仅无法彻底解决旱灾，更沦为殖民者剥削、压榨台湾人民的工具。直到二次大战台湾光复后积极开展水利建设，才让台湾缺水危机有所缓和。

台湾光复：防灾增产

二战末期，盟军在“台湾冲航空战”中对日军航母战斗群造成沉重打击，虽然造成后来日本在太平洋海空作战能力彻底瘫痪，但频繁的空袭让全台超过40万米长的堤防遭到严重损毁，战后初期的台湾马上面临的是水灾之苦。

1948年台中暴雨，造成大安溪、大甲溪、浊水溪、乌溪等河川泛滥成灾，冲毁房屋705幢、淹没土地1万3千多公顷；1959年“八七水灾”，造成全台死伤1,600余人，房屋全倒半倒高达45,000多间，农田受损13余万公顷，损失估计为新台币37亿元，占前一年国民所得总值的12％，于是赶工修复堤防为战后初期的水利工程重点之一。

其次，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惨败、撤守台湾，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指出，1945至1953年迁台的军民总数约有120万人，短短数年间台湾增加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激增的人口压力，使恢复粮食生产、解决农田缺水灌溉的问题更是重中之中。台湾史学者陈鸿图指出，除了积极修复受站毁摧残的堤防，国府发现，日殖时期水利设施可灌溉面积原有54万公顷，经过战火洗礼，实际可灌溉面积锐减一半。

在“中华民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农复会）、各地农田水利会的规划与农民投入重建后，1952年恢复至48万公顷。截至1986年台东卑南上圳灌溉工程完工，国民党迁台后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使全台灌溉面积新增21.81万公顷。

日据时期对水利建设规划甚多，但受发动侵略战争影响，规划中或未完工的工程也不少，国民党当局便以此为基础加紧建设，并在屏东盐埔、宜兰三星、高雄凤山、彰化二林、彰化员林（八堡）、云林斗六（斗六大圳）等地进行土壤改良工程，还有兴建新的大型灌排工程、水库、开发地下水、海埔新生地，推动轮流灌溉、农地重划等节流工程，其中又以兴建水库为主要的水源开发方式。

综观日本殖民时期，只有日月潭（1.71亿）与乌山头水库（1.03亿）的计划蓄水量超过上亿立方米，排名第三的嘉义兰潭水库，蓄水量仅979万立方米。反观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执政期间完成的台南曾文（5.95亿）、台北翡翠（3.27亿）、桃园石门（2.51亿）、台中德基（1.83亿）、南投雾社（1.46亿，1939年规划、1960年完工）、苗栗鲤鱼潭（1.22亿）等6座水库，计划有效蓄水量也都不亚于日本殖民者所建工程，而至今仍是台湾最大水库的曾文水库，却经历了日人规划、美国经援、日本贷款、台湾省政府兴建的特殊过程。

台美日通力协作，战后台湾水库No.1诞生

1930年，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陆续完工，但供水量仍远远不够。1939年，日籍土木工程师八田与一建议，在今曾文水库坝址的柳藤潭位置可筑混凝土重力坝一座，坝高95米、蓄水量可达2亿立方米，却因为日本举国投入侵略战争中，无暇顾及民生与重大工程建设，遂使建坝计划搁置。

战后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经过嘉南农田水利会、台湾省水利局测量，于1959年在水利局下设“第三规划队”，着手进行研究在曾文溪建设水库的可行性。两年后，水利局提出水库计划初步规划报告，建议在石公或柳腾潭两个可行坝址兴建高坝蓄水。

1965年，在台湾当局的“农复会”、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经合会，今台“国家发展委员会”前身），以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驻台援助公署赞助下，由美国内政部垦务局派遣五人顾问团赴台指导，水利局才完成水库计划可行性报告。

翌年，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同意提供台湾1.5亿美元的长期低利贷款（年息3.5％），指定其中4,400万美元作为修建曾文水库所需外币部分之财源，而后由日本内阁决议由日本工营株式会社承办，曾文水库就在台、美、日三方人员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展开建设。

从开工到完工蓄水，曾文水库终于落成启用，其有效蓄水量为5.95亿立方公尺，是日人兴建乌山头水库的5.7倍，规模居全台之冠。学者研究指出，虽然曾文水库给增加不到3千公顷的灌溉面积，却使当地从三年一作变为三年两作，年增稻谷11万公吨、甘蔗3.1万公吨，以及玉米、花生、大豆等杂作均呈现增产。此外，台湾烟酒公卖局成功啤酒厂、隆田酒厂、台糖新营副加工厂、南靖糖厂、南光纸厂、新营纸厂、统一公司新市场等工业用水通通获得解决，工农业同时受益。

此次大旱，曾文水库蓄水量只剩15%。图片来源：中评社 高易伸摄

不仅如此，曾文水库溢洪道的设计，可让原先每秒8,420立方米的洪水，下降至每秒6千立方米，完全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更重要的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公共饮水供给严重不足，给水普及率只有36%，民众多饮用地下水或沿海一带含砷过量的水源，造成所谓的“乌脚病”（脚部末梢血管阻塞）。迄曾文水库完工后，给水普及率激增至87％，当地民众再也不用喝重金属超标水源，健康也获得了保障。

经过战后的高速建设，近30年来台湾已少有大型水圳或水库的兴建，除了1992年、1993年完工蓄水的苗栗鲤鱼潭水库与台南南化水库，蓄水量达1.22亿、1.54亿立方米之外，近年最新的当属2015年建成的云林湖山水库，但计划蓄水量也仅5,139万立方米，其余多是在疏浚清淤上下功夫。

另根据气候资料显示，1949年以降，本来丰水年间隔18年左右出现，近年缩短至7年；枯水年原相隔17年，而今缩短为9年，代表旱涝交替频率愈加密集且增快。面对极端气候频频发生，台湾的缺水危机更胜以往。况且农业产值远远不及领航台湾经济半导体产业，却意外占去了全台七成用水的农业用水，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政治人物眼中多只看见绑桩、地方选举，缺乏以壮士断腕决心对台湾进行产业转型，使宝贵的水资源未能恰当地用在该用的领域。

2017年，蔡英文当局曾提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编列2507亿台币用于水环境建设，目标是让台湾不缺水、有水喝、不淹水，但如今民生用水却还要“供五停二”。但愿未来台湾能提高各级产业的用水效率，开发多元化的备用水源，严格执行对天然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总量管制，才能让数百年来缺水的宝岛台湾真正“解渴”，而不是搞什么“祈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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