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从中国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意识到了“群众”的重要性，并多次号召全党要依靠群众力量，做好群众工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从政治高度指出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提醒全党要和群众在一起，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时值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邀请著名学者谢茂松同志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细细品味，含英咀华，提升我们在新时代面对种种困难挑战时的思考力及战胜敌对势力的信心和勇气，并一起深情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节选）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是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文章的主旨即在讨论文章题目所示的“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这两个问题，简明直接，不拖泥带水。但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点出的这两个问题为何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如此重要，则要首先对于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这包括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以及政治的组织动员。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与抓住中心任务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开头提出我党的中心任务：“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能够抓住“现在”的中心任务，离不开远远早于“现在”之前，就有能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时50多位党员而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一次次遇到危机时能转危为安，进而发展壮大，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能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偏远的井冈山的山沟沟里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深刻、全面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确立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很多处于失败、困难中的同志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说：“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七大大会主席台上（资料照片）。图自新华社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所谓预见是要在事物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其未来的普遍意义。他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就是《周易》所说“知几,其神乎”，即在大家都还没看到时，却独能把握事物变化先兆的预见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说“履霜，坚冰至”。

陈独秀没有看到农民与土地，没有预见，也就不能真正看到未来，而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到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中，农民加剧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具有大历史的历史意识，所以最早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这一场革命同时也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正是由于具有能看到未来的政治远见，也才能抓住中心任务，即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的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而农民则占了广大群众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