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美国要回到过去，究竟是要回到什么样的过去？如果从国内来看，有不同版本的美国。

我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是1.0版本的美国，就是WASP主导的基督教价值观，缺乏种族和文化的多元。

从19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之后是2.0版本的美国，一定程度上接受种族和文化的多元，但还是维持WASP的主导地位。

到了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3.0版本的美国。这个3.0版本的美国具有颠覆性，包括现在我们熟悉的所有的所谓政治正确，这就挑战了WASP的主导地位。

这次选举里涉及到的性别问题、对美国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揭露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并进行自我批判等等，就是3.0版本美国的表现。

从当下的变化看，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如果能回到1.0版本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些变化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固化，包括人口结构变化。所以，最终可能也就是回到2.0版本，即尽可能维持WASP的地位，适度接受种族和文化的多元。

从外部来看，也有三个版本的美国，美国的回归要到一个怎样的边界？

1.0版本的美国是二战前孤立主义的美国，即西半球美国。

2.0版本的美国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它打造了一个西方阵营，塑造了一套国际机制。这个时候的美国更多是一个西方的美国，把欧洲很多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在亚洲也有一些盟国。

3.0版本的美国，就是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全球美国。

如果要往回推，这个边界在哪里？我感觉现在的美国不仅仅是要回到2.0版本，因为2.0版本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国际机制和规则，还有同盟体系。对特朗普来讲，他很可能希望回到1.5版本，介于1.0和2.0之间，有选择性地维护同盟体系，包括承担领导责任；对国际机制和规则也是有选择地来决定美国的立场，标准就是美国利益。

特朗普的三部曲

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特朗普接下来会推动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本来2020年大选以后，共和党可以去特朗普化的，但是这四年没有成功实现。这次特朗普归来，共和党完全团结在特朗普的周围，建制派基本上被清洗掉了。

第二部曲，内政外交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在第二任期内，他会加快对美国内政外交的调整，即特朗普主义的全面铺开。

第三部曲，就是打造特朗普体制。改革美国的治理体制，重塑联邦政府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清洗深层政府。十分耸人听闻的说法是，70%以上的联邦雇员要被解雇掉。当然，这能不能做到还很难说，估计会有很多的司法诉讼和冲突，但很多联邦雇员心里已经有准备了。

这三部曲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三部——打造特朗普体制。只有重塑体制，才能确保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得以贯彻，确保他卸任以后，这套东西还能继承下去。当然他们希望最好万斯能接班，明显看得出特朗普就是把万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特朗普体制的打造。

7月15日，在美国密尔沃基，特朗普（前左）和万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图源：新华社

“新美国”带来的风险

这样雄心勃勃的变革、回归、收缩和进攻，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第一，内部调整的张力，主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

民主党掌控的蓝州，已经开始考虑搞蓝州联盟了。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各个州有很大权限，所以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会不会走到宣布独立那一步，我觉得目前应该不会，但长远很难讲。由于内部的张力，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会加快。

第二，外部收缩的张力，这肯定会对同盟体系造成冲击。特朗普当选，美国盟友从亚洲到欧洲都感到阵阵寒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盟友都往中国跑，就是为了给自己留点后路。

还有对国际机制的冲击。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经发生了，第二任期内应该也会继续“退群”，而且做得更彻底。

第三个就是霸权护持的风险，就是与中国的冲突。中美的冲突不一定是在指军事上，也可能是在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

基于这些分析，基本上可以预测，大选后的美国会更加分裂对抗、更加内向、在经济上更加保护主义、在外交上更加单边主义。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更加穷凶极恶。

中美关系的逻辑也变了

接下来看看中美关系的变化。这方面，我觉得也发生了重要的逻辑变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总的来讲是合作时代，双方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在不断扩大的合作中增加自身的收益。把蛋糕做大，然后多拿一点。同时管控分歧，以减少分歧对合作的冲击。大家要克制，合作为上。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逻辑变成了如何在斗争中减少自己的损失，增加对方的损失。如何在战略较量中，推进不得不开展的合作。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对方去帮你，比如说美国芬太尼问题等等。还有如何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包括军事上的冲突。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我相信他们都不希望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根据这个逻辑来分析，可以有三个判断：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我们可以预测的是，两国的联系和交往会大幅减少，包括经贸关系、社会层面的联系和人文交流，包括政府之间目前差不多二十个左右的对华机制。而且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探底，危机和冲突的风险也会上升，甚至会大大上升。

第二，中美战略博弈会更加激烈和结构化。两国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出这种张力。同时，中美竞争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也更加明显。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到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再到很多其他的多边机制，都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的冲击。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会更加明显，包括美国盟友、伙伴，也都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中美竞争的牵连。

第三个判断，对中国来讲，未来四年我们对美关系当务之急是止损，不是再扩大合作，也不是谋求稳定，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未来要做的，是怎么样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并且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

总体上，今年大选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周期内美国这个国家的趋势性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背后的逻辑。看清楚了这样的趋势，把握了这样的变化逻辑，对我们今后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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