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影片按照浪漫主义的模式，把片中的阿拉伯人塑造成“高贵的野蛮人”，一个个挺拔硬朗，眉目如画，端的是条好汉子，让人看了不由得喝彩。他们勇敢，豪爽，高傲，做事气派，但又残忍，狡诈，贪婪，极其愚昧无知，不认识纸钞、挂钟同雨伞。

影片里，劳伦斯筹划出巧计，联合阿拉伯人攻下港口亚喀巴。胜利之际，老酋长奥达翻到了巨额纸钞却不明白其价值，非闹着要黄金。真实的历史却是，本是奥达想出了奇攻亚喀巴的妙计

让人愤怒的是，影片歪曲历史，把劳伦斯塑造成双重的受害者——一方面受害于英帝国的冷酷无情，一方面受害于阿拉伯人的愚昧野蛮。该片还有一层更为高明之处，那就是把劳伦斯与阿里塑造为彼此的受害者。剧情给我们洗脑：

整出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列强争霸，而是劳伦斯挑战上帝的意志。他试图单枪匹马“赋予”阿拉伯人独立与自由，把阿拉伯人拉进“文明世界”，这是违抗主的神意，所以他必然失败，而且，神借助土耳其人，给他施行了最残酷的惩罚。另一方面，他徒劳努力的过程让阿里接触到“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结果阿里失去了原本的纯净内心，不得不为阿拉伯人那些注定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如民主——而奋斗，再酿一出悲剧。

不明历史真相的观众看完该片，普遍得出结论：“阿拉伯人真是扶不上墙。”可见该部艺术杰作在“战忽”上的深厚功力。然而，影片中还有更为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对土耳其人的污蔑。在影片的后半有一段土耳其军人正式出场的戏，剧组竟拿出了“舍不得劳伦斯就套不着土耳其人”的架势，致使影片忽然由杰作直线滑落为三级片，出现其中的所谓“土耳其男性”不仅模样丑陋，而且表情下流猥琐，一致拥有变态的兽欲。该片通过仅仅在一场戏里牺牲艺术水准，就把土耳其人塑造成非人的怪物，是些徒具人形的“兽”。

影片里的土耳其总督及其士兵

实际上，在上世纪，西方通俗文艺里有两项时隐时现的题材：阿拉伯人热衷强暴白人女性，而土耳其男性对西方白人男性充满兽欲。欧美对土耳其人的那种设定相当奇异，毋宁是反映了白人内心的某种特殊欲望。然而，该种莫名其妙的罪名却具有无比的杀伤力，在上个世纪让土耳其人的形象彻底“黑化”。说起来很难相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竟会遭到这样的污蔑。

投靠并不会换来认可

我们看到，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仅仅两部涉及“东方”的大片，就给出了俗版亚洲史观的完整拼图，不得不佩服当年西方文艺界的功力。

该幅拼图给亚洲各主要民族都指定了特定的形象同地位，他们不是野蛮人就是野人，其中，对土耳其人的定性最为恶劣，而波斯人仅仅比俄罗斯人和中亚人高出一点，但比阿拉伯人还差一截。唯一的例外是“中华帝国”，乃是整个亚洲独一无二的文明之光，是文明的本体。

让人感慨的是，1960年代，正是美国全面封锁中国的年代，新中国的处境空前艰难，但在反帝反霸的光辉事业上没有丝毫退缩。这反而让西方的明智之士敬畏又困惑，于是他们便捡起了“中央王国论”，用那套伪史观来帮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脱困。美国当时占尽优势，但仍然被新中国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不惜代价设法结束中美全面对抗，“中央王国论”本为精英群体独享的秘密知识，可他们不惜在一部宣传性大片里透露给全世界的百姓，正是为了即将采取的和解行动造舆论。

在同一年代，巴列维国王及其所代表的亲美、亲西方集团兴头正盛，不仅努力全面西化，并且坚信伊朗乃是西方集团的一员。然而，“征服者王子”却毫不客气地把波斯人呈现为懦弱而没有道德的“野人”，这种定位与片中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主动投奔并不会换来认可，反倒是英勇抵抗有可能赢得尊敬。

如今已六十年过去，我们发现，两部大片凑出的“亚洲拼图”不仅大致未变，而且传染给了几乎全球民众。诚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像土耳其人的形象就有极大改善，相关的恶名被转嫁给了“极端分子”。然而，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心中有种印象，一旦出了东亚的地面，亚洲其余部分就是一整片贫穷落后的游牧区域？如果有这种印象，那么就该警醒，是接受了西方宣扬的“俗版亚洲史观”。

须知，在西方，自有一套“精英版中东史观”，有文化的人士都对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尊敬有加。1993年，其时还是王储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牛津一场名为《伊斯兰与西方》的讲演上就明言: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从中亚一直到大西洋的海岸边，是一个昌明的世界，处处皆有学者与博通之士。”

然而，精英版史观只在统治阶级当中私相传授，藏着掖着，不到危机时刻不拿出来让普罗大众知道。

具体到伊朗，西方在精英层面上对其捧杀，在大众层面上对其打杀，那种屈辱真是太折磨人了，也许这种折磨就是一种控制手段吧。伊朗人如何走出西方强加的精神困境，成了该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严峻考验，但似乎他们目前还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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