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利森如基辛格等学者一样，把迷信表达得含蓄，而通俗读物就把同款神学性叙事说得直白了，如《龙之宝座》在终篇说：

“1912年帝国的倒台，并不意味着那些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的传统就此终结……（中国人依然在）试图推进它（中国），以成就其命运（destiny），那是早先的皇帝们为中央王国所展望（envisioned）的命运。”

至于那些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作品，论调极为狂热和夸张。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与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hley）合著的《危险地带——对华冲突正来临》(Danger Zone——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便歇斯底里：

“然而，中国并不仅受地缘政治的冷酷逻辑驱动。它还出于历史性的命运（historical destiny）而追求荣耀……在有记录的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超级大国。一系列的中华帝国都宣布‘普天之下’皆在它们的委任统治权（mandate）范围之内；他们命令帝国周边的各小国给以尊重。

资深亚洲观察家迈克尔·舒曼写道：‘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该扮演什么角色，那段历史在他们心中培养了一种牢固的信念，他们也坚信，那种角色将是长久无绝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的《巨型大国——中国与世界》（Great State——China and the World）污蔑中国搞“新型霸权”，其中的呓语里最清楚地曝光了西方研究涉及中国时的神学基调：

“一些（中国人）建议……遵循一种中国独有的世界观，他们称之为天下的视角。天下——天堂之下的一切——原本为周朝的一种观念，意谓皇帝应该在上帝的委任之下统治他的所有领土。他是上帝的代理人（proxy），凡是仰望天堂寻求指引的事物（everything that looked up to Heaven for guidance），他都加以管理。有一些国度落在他的统治之外，不过蒙上帝下顾的事物不包括它们，它们远远够不到上帝的目光的边缘，所以，任它们留在文明的光晕以外的昏蒙里，也根本没啥损失。

随着中国成为巨型国家，潜在而言，已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那统治者无动于衷，也没有人不会被纳入华和夷的种族分隔之内。他的统治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只能服从。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下，相关的这一切（即华夷之间的政治差异）都得到了解决，巨型国家就不再需要利用华和夷之间的区别。那会只是一种文化差异，而不是像从前周朝时那样的政治差异。

（一些中国的评论家认为）由于皇帝曾经是上帝的儿子（天子），所以现在的中国是上帝所指定者（designate），负责监督一个国际等级体系，那一体系就从它面前向下铺展开去，而它自己最低也是该体系中最为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模式抵消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想化设想，后者认为所有国家都是自主的实体，彼此平等以待。”

布鲁克是一个典型例子，他那类西方精英发表涉华言论时，在我们看来像精神病人。只有看清神学观念对他们的支配，才能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刺激他们那样语无伦次。

上述三位作者都采取了同一个前提：

其一，上帝曾经赋予中国皇帝一种权力，就是在世界相当辽阔的一部分地区替上帝行使代治；

其二，上帝把关于代治的一整套观念植入中国人的心灵里，于是中国人就拥有那样一套不灭的念想，无论如何也要承担人间与上帝之间的唯一媒介，要做上帝的世界代治者，所以，到了现代，中国还是非要实现那个目标。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中国要代治的范围也扩张到整个世界；

其三，也是让西方人最闹心的是，中国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很可能上帝确实打算让中国代理统治整个世界。

国际关系如何发展，关乎世界是走向和平还是纷争，因此相关研究需要理性精神与人文立场，然而，在这一领域，西方学者一旦涉及中国的时候，总是以神学模型作为基础，在他们自己造的迷魂阵里打转，这是目前无解的僵局，不仅荒谬，也很危险。

每个人都拥有天命

话说回来，在中国文化里，天命的原义又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在漫长时光中，其含义也有变化的过程。

早在《尚书》中，《盘庚》一篇就提到了天命，当时的语境是，盘庚率领臣民迁居新都，臣民们非常抵触，盘庚便向他们发表讲话，其中提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先王定下了制度，敬谨地奉行天的命令）在此，天命乃上天所降与的命令之意。

及至周代，出现了“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的正统观念。即，上帝本来是把统治的命令授予殷商，而周人因为美德昭著，所以从上帝那里接受了本来属于商朝的命令，此后一直拥有这种“天命”。该观念也一直流传下来，如屈原《天问》谈到自幽王以后的春秋乱局，便质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天发出的命令颠倒无常，究竟哪些是惩罚，哪些是保佑？）

屈原《天问》

不过，从春秋时起，以子夏铿锵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标志，对于“天”与“命”的新定义出现了。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定义，闪烁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光彩。最突出的乃是《荀子》中的《天论》一篇，振聋发聩地指出，天地只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不会为人事动情，也不会干预人事，所以“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个人的命运是受外界摆布的，但国家的命运却是靠人类所创建的文明决定兴衰。

在此，“命”变为命运的意思，而“天命”则指任何人的命运。同篇中又有“从天而颂之，孰若制天命而用之”（与其服从并崇拜天，何不掌握天命、利用天命呢），则是将天命彻底地定义为自然规律了。

此后，天命一直存在于历代人的思想中，而“命”不再是上帝的命令，改指命运，乃至指运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