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政策在市场培育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1760-1850年）英国成为人类近代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所拥有的世界市场规模是早期殖民者与黑奴贩卖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所无法比拟的。

英国用什么方式创造了如此巨大的世界市场？答案是其强大的远洋海军。远洋海军的经费如何维持？答案是殖民地掠夺、黑奴贩卖、全球贸易垄断所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以及对中国的庞大鸦片贸易。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殖民主义帝国相比，英国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有着更加庞大的国内人口和殖民地人口作为其支撑。据统计，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所获得的利润收入相当于英国政府120年的财政收入。[11]

英国工业革命还需要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占领和垄断全球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使得自己一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整个世界市场的需求，以此挤掉和消灭其他欧洲竞争者。因此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道：

“借助战争和殖民去征服市场，不仅需要有一个能够开发利用这个市场的经济需求，而且需要一个愿意为了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发动战争、进行殖民的政府。在这方面，英国明显具有胜过潜在竞争对手的优势。与其对手相比，英国让一切外交政策都从属于经济目标，其战争无不为商业目的服务，这也等于为海军服务。”[12]

“如果一个国家这样做了，其他欧洲国家就不可能培植工业革命的基础。在那个时代条件下，所存在的空间只够一个领先国家进行工业化，容不得几个‘发达经济体’同时展开工业化。至少在某段时间内，只允许一个‘世界工厂’。”[13]

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1780年代初的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纺织业的中心，仅兰开夏郡就拥有170万锭纺锤（相比之下，120年后已经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晚清只有11万个纺锤）。1840年，英国共有1,700多万纺锤（平均每人1.7锭）。1850年，共有2,560多万个纺锤。1856年，纺锤数达到3,350多万个。1910年，更是达到5,500多万个纺锤（英国人口约4,600万）。1850年英国能够供应全球市场80%的棉布，1860年代英国进口全球80%的棉花（主要来自印度和美国南方）。

资料图：1800年代英国纺纱厂的工作场景 维基百科

纺织业繁荣刺激了对其他产业的市场需求，而其他产业的繁荣又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了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轻纺工业革命）的爆发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革命）创造了市场条件。[14] 例如驱动纺织业规模化大生产的能源是煤炭，而英国煤炭产量1880年占全球65%。纺织机、蒸汽机、运输纺织品的铁轨都需要钢铁，英国生铁产量1850年占全球52%，钢铁产量1870年占全球46%，钢铁出口占世界总量40%。巨大的出口导向需要巨大的港口，1860年英国商船吨位占世界40%，1870年掌控全球33%贸易总量，同年全球70%的蒸汽船由英国船坞建造。

在英国之后每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都曾经历过“世界工厂”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国内制造业利用世界大市场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充分发挥制造业所蕴藏的巨大经济规模效应和国内廉价劳动力（“成本-价格”效应）。而这一点，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没有做到，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全球殖民开拓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做到，就连垄断了整个亚洲香料贸易和欧洲金融业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共和国也没有做到。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营商环境、技术创新与英国不同，而是因为它们的政府缺乏长期扶持制造业的国家意志和产业政策。

三、以正确的产业政策培育市场才是英国引爆工业革命的秘诀

产业政策是国家意志推动工业化的具体体现。

所有西欧国家中，最善于利用产业政策发展国内制造业和培育海外殖民地市场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后来者居上，不是因为其私有产权保护比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霸主更好，而是因为其产业政策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稳定和长久，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都能够坚持。正如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对比法国与英国的经济政策时精辟指出的：

“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同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1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15]

在欧洲好几百年的大国争雄和全球殖民竞争中，作为后发国家的英国，从都铎时代起，历代王室（尤其是从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就深刻意识到“制造业能力……对于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工业（制造业】既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极其优越的战争工具” [16]。

19世纪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尤其揭露了英国长期坚持的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

“英国人所签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

“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英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然后打开国门击垮竞争对手。“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的小心周到。” [17]

英国的政治家们在乔治一世执政期间（1714-1727年）更是普遍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依赖制造业。1721年英国议会开幕时乔治国王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材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不过的事情。”李斯特说：“这是过去几百年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因此，毫不奇怪，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也是著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布鲁阿姆勋爵）在1815年的议会辩论中明目张胆地说道：“为了把外国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英国制成品出口即使蒙受损失也值得。”十年后另一位国会议员休谟也说：“（欧洲）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18]

当英国利用产业政策，前仆后继200余年，引爆工业革命并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才出于自身利益打开国门、降低关税，向欧洲与全世界鼓吹和兜售“自由贸易”。比如继19世纪前40年的高关税之后（当时每十年的平均关税率分别维持在36%、44%、55%、38%）,英国在1841-1846年期间决定废除605项关税,并降低了其他1035种关税的税率。尤其是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 年基本废除臭名昭著的《航海条列》。

对此，马克思借用英国议会与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口吻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自己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为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