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像文艺复兴初期伟大诗人但丁和文艺复兴中期伟大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面对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和法国的野蛮入侵时一样，席勒认为凡是有利于德国统一的事情，哪怕加强皇权或者实行绝对君主制度，也会比四分五裂对德国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这其实也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状况——因此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代背景。

图为“战争大悲剧”组图的一部分。《战争大悲剧》是由法国艺术家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制作的一系列18幅蚀刻版画。该系列出版于1633年，是卡洛特最著名的作品，被称为欧洲艺术中的第一篇“反战声明”。

三十年战争使得整个欧洲彻底耗尽了自己的财力与物力，变得精疲力竭之后，欧洲国家才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十年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从1600年的大约二千万，下降到到1650年的一千万多一点，降幅达到将近一半，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一百年之后的1750年才恢复到战前的人口水平。在德国的许多地区，居民人数下降高达60％。从1620年到1650年，奥格斯堡的人口从48,000降至21,000，慕尼黑的人口从22,000降至17,000。在德国其它地区，农村人口也锐减40%， 城市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城市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签署的两项和平条约的总称。谈判过程漫长而复杂，谈判在两个城市举行，因为战争双方都想在自己控制的领土上举行会议。共有109个代表团代表交战国，但并非所有代表团都同时出席。谈判会议签署了两项条约以结束每一次重叠的战争：《明斯特和平条约》和《奥斯纳布吕克和平条约》。

这些条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十年战争，其中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统治者）及其天主教盟友站在一边，新教强国（瑞典、丹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以及天主教法国为另一边。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为对现代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则的起源，包括宗教自由、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互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等。

但是这其实仅仅是后来英美主导的意识形态历史观一个美好的愿望。决定欧洲历史进程的不是几个假惺惺的和约，也不是所谓西方的契约精神，而是三十年战争以后脱颖而出的新型欧洲大国关系和它们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

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利益关系和国家意志将会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感召下，推动欧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新一轮殖民主义运动，和对葡萄牙、西班牙通过上一次殖民主义运动所霸占的全球利益的重新瓜分，并在这场新一轮的利益瓜分运动中，通过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与商业竞争完成了一场永垂史册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并利用这两场革命所积蓄的巨大能量与破坏力，在二十世纪初引爆两场无论在规模和烈度上都使“三十年战争”相形见绌的世界大战。在三十年战争中饱受煎熬的德意志民族将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曾经压迫过他们的所有欧洲人进行报仇雪恨。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和签订后的实际情形则与英美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的解读大不相同。这个条约仅仅确认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相互承认，君主们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国家的宗教而且不得因宗教理由迫害彼此的信徒。那些所谓国家主权与边界的相互承认根本没有写进条约，完全是后人的解读，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英美学者们出于维护欧洲大陆均衡体系而给出的解读。

而且条约并没有完全结束三十年战争引起的冲突。比如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才结束。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也没有结束，这是一场包含在80年战争中的冲突；西-葡战争直到1663年才结束。而且紧接着三十年战争的还有“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和同为新教国家的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四次英荷”战争。这些战争都是挑战欧洲各国国家主权和边界的战争，何来主权与边界的相互尊重和承认？

不过，三十年战争所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欧洲国家君主门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不仅仅是皇室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三十年战争产生的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就是王室应该像管理公司那样来管理国家，并且为这个“公司”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

国家间可以为商业利益而合作，也可以为商业利益而开战，但是战争的目标不是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对方，而只能是为商业利益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

而这样一种商业化的国家利益，才应该是一国君主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国家都接受了“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样的信条和国家相处之道，因为三十年战争本身证明了这一真理，再也不要为宗教感情而两胁插刀了。欧洲唯一需要维护的，不是统一的宗教价值观，而是实力均衡；只有均衡才有欧洲的和平。

因此，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黑字白纸地公开承认欧洲的国家关系和国家竞争体系是一个基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理由”的体系，但是，它通过宗教和解强化了一种试图将国家关系建立在一个普遍的达尔文“丛林竞争”规则基础之上的潜意识。

这样一种潜意识是将过去历史上基于宗教理由的战争与征服行动，转变为基于“国家商业利益”这样一种“国家理由”的公司行为，或者类似公司间的竞争关系，只不过更加血腥而已。

这样一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在十字军东征五百年和文艺复兴三百年之后，正式将“国家”实体化和“国家暴力”商业化了。这也真正体现了文艺复兴和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精髓——即国家再也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或者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穷兵黩武的理由，以至于为此浪费大量税收资源，但是却可以因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发动战争，恰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所证实了的那样。

事实上，三十年战争结束不久，属于同一宗教（新教）阵营的荷兰与英国，便开启了一系列海上战争——但战争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争夺全球贸易和海外殖民资源的控制权，而战争的手段是军事重商主义的，即通过相互摧毁对方的贸易通道和商业利益迫使对方就范，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人口为目的的大屠杀。

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各国意识到他们可以共处于一种即相互竞争又相互交流合作的国家竞争体系中，国家间的事务以商业事务为主，但是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才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正如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和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说：“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那些希望看到一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如果依赖的是一支由一流战舰组成的一流舰队，而不是靠聪明人设计出的任何仲裁条约，那才是睿智的。”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精神体现了法国杰出政治家、路易十三国王的枢机主教与首辅大臣黎塞留的国家观：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家族利益或者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意识形态的目标决定的，而是基于商业原则的国家地缘政治利益决定的，即所谓“国家理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没有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一边，而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了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一边，因为法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路易十三国王的宗教偏好，决定了法国的敌人和它的战争立场。

黎塞留把哈布斯堡王朝（中欧）的分裂看作法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一个强大统一的天主教中欧地区（即哈布斯堡王朝）会垄断欧洲大陆的资源，因此阻止中欧（包括西班牙、波西米亚、奥地利、普鲁士、西属荷兰）的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

在1632年的备忘录中，黎塞留（Richelieu）阐明了他所看到的法国直接参战对战争的意义：使其能够“完全摧毁奥地利王朝，……从残局中获利，并使法国国王成为基督教世界所有天主教王子的首领，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个目标将与瑞典一起共同实现，但此后瑞典国王将无法与法国国王匹敌，尤其是因为他“没有法国那样多的资源”。

经过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商业繁荣以后，法国长期以来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

因此，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北欧新教国家集团一边，正是出于它的国家利益。正如基辛格所说，“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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