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情况是，在海上长期漂流以后抵达美洲的光棍男人们通常必须使用暴力和生命威胁才能让土著女人屈从于欧洲白人，满足他们饥渴的性需求。举个例子，英格兰一位叫托马斯·希斯尔伍德（Thomas Thistlewood）的男子因在母国偷偷养了一个私生子于1750年遭到警方通缉，他在警方逮捕令的笼罩下离开英格兰，踏上了去美洲大陆的征途。他最终获得一份在牙买加担任奴隶（包括女奴）监工头的工作，因此具有相当大的权力。

根据史料记载，他在牙买加生活的十三年的时间里，先后与109名印第安女子发生了1,774次性关系。除了非常年幼和年迈的妇女之外，他与每个属于他监管的女性奴隶都发生过关系。据历史记载，托马斯·希斯尔伍德具有典型的旺盛肉欲，并且愿意随时利用暴力对待奴隶妇女。而在英格兰本土，这样无任何法律风险的性机会不可能存在，特别是对于像他这样社交地位低下的人而言。

为了鼓励殖民探险，欧洲各国政府专门对其法律进行了修改，允许他们的男人几乎不受阻碍地对新世界的妇女进行性侵犯。比如西班牙的一位早期征服者在短短三年内就与三十名土著妇女一起生了几十个孩子；如果有任何妇女胆敢反抗他的要求，她们将有遭受鞭打、肢解、割头的命运。

比如意大利探险家兼制图师阿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除了因为探险在欧洲扬名外，还把新世界作为一个巨大的性爱胜地来加以商业推销。

维斯普奇不是欧洲在新世界唯一的皮条客。根据其它早期资料记载，整个美洲地区都被殖民者描述成是一个渴望性欲的巨大女性身体。

为了强调性与掠夺之间的相互作用，英国爵士沃尔特·罗利（Sir Walter Raleigh）称圭亚那为“一个尚未被玷污，从未被触碰过的少女”。

梅毒患者。资料图

巴西的少女被说成是由她们的父亲争相送给欧洲人的礼物，就像“从未被骑过的驹子”一样的新鲜（fresh）。罗利爵士吹嘘报道说当地的女人随时可以被带走——只需一个傍晚的饮酒娱乐之后，一个白人便可以找到幸福：

“当一对年轻美丽的印第安处女被选中以后，当天晚上就会等着白人男人的到来。这些少女将脱下这个快乐绅士的衣服。而当他躺在床上时，她们就会轻轻地一边一个地躺在他身边。”

一位探险家说，巴西的妇女“对侵犯她们的男人很少抵抗”。但是来自其他探险家的报道会显得坦率诚实一些，说土著女人必须被强迫才愿意臣服于欧洲男人的欲望。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推销手段，因为性暴力是欧洲白人获得性快乐的一部分。 一位意大利贵族记录到，他在一次陪伴哥伦布前往西印度群岛的探险中，哥伦布“送给”他一个“非常美丽的加勒比女子”，并以色情方式详细记载了这次相遇的性行为：

“当我把她带到我的小屋里时，她是赤裸的，那可是她们的生活习惯。我充满了与她一起享受性快乐的欲望，并试图满足这种欲望。她不愿意，还用指甲掐我。我然后用一根绳子鞭打她，她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尖叫。最终，我向您保证，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使您会以为她是在妓院里训练长大的。”

殖民者的记载还吹嘘道，当地好多酋长也会主动将他们自己的女儿作为“礼物”送给欧洲人以避免遭到白人的抢劫、掠夺和武力冲突，然后这些女孩便在白人之间按照殖民者等级被分配。

印第安女性被欧洲白人认为是只具有人的美丽外形但却不具备人的灵魂的特殊物种。她们被描述为渴望只有被白种人才能满足的光滑肉体，是某种很容易被屈服但不会受到白人法律惩罚的发泄对象。

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白人男子对印第安女性施行了难以计数的长年累月的强奸和性暴力。被记载下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所有这些很不完全的历史记载都肯定了性暴力是白人种族压迫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

如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白种人中间居然盛行与动物的性交配与鸡奸（参见《科学革命的密码》第三章），那野蛮欧洲白人在美洲所干的这一切反人类罪行就不会令人惊讶。读者能够想象郑和下西洋的水手官兵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吗？这反映出来的文明区别绝不是马克斯·韦伯这样的欧洲中心论学者所说的“西方法制、东方专制”的区别，而是“西方的极度野蛮与东方的传统文明”之间的区别。

对于欧洲人来说，探险者们对印第安女性的肉欲放纵与性开放描述，代表着天赐的强奸与性满足机会。而且欧洲殖民者还经常炮制各种各样的虚假信息和谣言来使他们对美洲的征服变得合理化和道德化。

比如同性恋在基督教的圣经书里是不敬虔和不道德的行为。欧洲人便将他们对土著男性的大规模屠杀归罪于土著男性“莫须有”的同性恋行为。比如1513年，征服者巴尔博亚袭击了现在巴拿马的一个村庄，杀死了当地国王，并屠杀了六百名国王战士。据发回国内的报道，他是因为当地人所犯的同性恋罪行而实施的正当惩罚：巴尔博亚宣称当他进入国王的房子时，发现国王的兄弟和他的一些男人打扮成女性，并从事同性恋活动。巴尔博亚立即抓获了这些“犯罪分子”，枪击并将他们喂给了他的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