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近日，一则来自高棉的消息在关注中国周边外交的人士中激起涟漪。

据英国《金融时报》1月14日报道，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国正寻求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规避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经济风险。“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时，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他坦言，“我们不能只依赖一个国家。”

他进一步指出，小国“承受不起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大象打架时，最好躲开。柬埔寨可以通过不选边来生存。”

过去十余年，柬埔寨在西方舆论中常被贴上“中国卫星国”的标签：外交立场高度协同、经济结构深度嵌入、战略取向几无悬念。尤其在南海议题上，金边屡次在东盟内部阻止形成对中国不利的联合声明，一度被视为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标志性支点。

然而，近一两年来，柬埔寨却开始低调而持续地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一微妙变化，引发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常被误读的问题：柬埔寨是否正在“对冲”中国？

柬埔寨为何“卖力”示好？

实际上，孙占托的表态并非孤立事件。

2026年1月9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索姆布雷访问柬埔寨与泰国，宣布将提供4500万美元援助，以支持两国近期达成的停火协议。这笔资金中，1500万美元用于边境稳定与社区重建，1000万美元投入排雷行动，另有2000万美元用于打击跨境诈骗与毒品走私。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柬埔寨正考虑将连接首都金边与西哈努克港的国道4号线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大道”。数十年来，柬埔寨以中国领导人命名主干道，以示对其最重要支持者的敬意；如今，或将同样殊荣授予一位美国总统，其政治信号不言而喻。

金边的“毛泽东大道”街牌

金边显然懂得投其所好。2025年8月，大批柬埔寨僧侣手持特朗普的肖像在金边游行，以感谢特朗普在调解柬泰边境冲突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画面在曾被广泛视为“北京最可靠伙伴”的国度里，显得格外刺眼又耐人寻味。

2025年8月10日，柬埔寨僧侣手持特朗普肖像游行。

这场精心策划的魅力攻势已初见成效：柬泰和平协议签署后，美国迅速解除对柬武器禁运，重启自2017年起冻结的美柬联合军演，并推动新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尽管具体条款尚在磋商，但美柬关系回暖已是不争事实。

要真正理解柬埔寨为何主动向美国靠拢，必须首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政权合法性。

近年来，随着反对派被系统性边缘化、选举竞争性持续萎缩、司法独立与媒体自由空间不断收窄，柬埔寨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声誉已大幅折损。这种“声誉赤字”并非抽象的政治标签，而是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后果，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于2020年部分中止对柬“除武器外一切免税”（EBA）优惠待遇。这一举措，直接冲击了柬埔寨赖以生存的出口制造业。

在此背景下，金边改善对美关系，并非意味着其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而是旨在缓解外部压力，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柬埔寨并未彻底与西方割席。即便只是恢复对话机制、重启部分军事或劳工领域的技术性合作，也足以改善国际观感，重塑其“可接触”形象。

洪森向其子洪玛奈移交权力的过程，为这场外交调整提供了契机。作为西点军校毕业生，并拥有英国经济学教育背景，洪玛奈具备一种与其父截然不同的“技术官僚”气质，这使其更容易被包装为“改革者”。尽管权力结构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通过强化与美国的互动，金边得以将这场家族式权力交接重新叙事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从而淡化世袭色彩，提升国际接受度。

在马来西亚签署柬泰和平协议时，洪玛奈俯身与特朗普交谈。

从经济维度看，柬埔寨的“亲美回调”更是出于冷峻的生存理性，而非地缘浪漫主义。

该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尤其是服装、鞋类和旅行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其最大单一出口市场。截至2024年，柬埔寨对美出口占其商品总出口近40%，远超对华出口比重。尽管中国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和能源领域的存在感极强，但并未能替代西方对柬埔寨制成品的吸纳能力。

欧盟EBA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旦与西方关系恶化，经济代价将立竿见影。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脆弱性。特朗普一度拟对柬埔寨征收高达49%的惩罚性关税（仅次于对中国），后虽降至19%，但仍足以撼动整个产业链。柬埔寨官员日益认为，改善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是避免最严厉关税、保住对美市场准入的唯一可行途径，数百万柬埔寨工人赖此谋生。

平衡术，是柬埔寨的“历史本能”

从更长的历史纵深看，柬埔寨当前在中美之间谨慎拿捏分寸，并非临时应对大国竞争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深植于其国家生存经验中的外交本能。作为一个长期被区域强权包围的中小国家，柬埔寨在不同历史阶段反复展现出一种高度务实的生存逻辑：避免对任何单一大国形成不可逆的依附，同时巧妙利用大国竞争，为自己争取最大战略回旋空间。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出现在冷战时期。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1950至1960年代所推行的外交路线，至今仍被视为柬埔寨“均衡术”的教科书案例。面对美苏对峙与中苏分裂交织的复杂格局，西哈努克既接受美国援助，又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率先与新中国建交，甚至在越战期间默许北越使用柬埔寨领土，同时又向华盛顿示好以换取支持。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1958年柬埔寨建造首座国家广播电台时，美国出资建设演播室，中国则负责提供并安装发射设备。这种“拼装式合作”并非意识形态上的摇摆不定，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中立姿态——将柬埔寨定位为缓冲地带，在多方之间保持功能性接触，以规避被卷入代理人冲突的风险。

尽管这一策略最终因越战外溢和国内政变而崩解，但其内核却深深嵌入柬埔寨精英的战略认知：大国皆可为用，但不可尽信；依附须有度，自主方能存。

中央情报局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报告，1963年12月20日（2008年解密）

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柬埔寨进入战后重建阶段。这一时期的外交实践延续了平衡传统：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为过渡政府提供合法性背书，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成为主要援助来源；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恢复并扩大对柬接触。即便在洪森长期执政的早期阶段，柬埔寨的对外政策也远非“一边倒”。

2000年代初，该国一方面深化与中国的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融入东盟，接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改革框架。即便在洪森执政后期对美关系跌至冰点，金边仍小心翼翼保留对话渠道，避免彻底“脱钩”。

在中柬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边仍多次在关键国际议题上呼应西方立场。2022年，柬埔寨与其他国家共同发起联合国决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在整个俄乌冲突进程中维持对西方的支持。同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公开感谢柬埔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一个月后，洪森罕见地访问美国驻金边大使馆。

由此可见，修复对美关系并非权力交接后的“改弦更张”，而是金边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尝试、后冷战时代的多边嵌入，还是21世纪初的双轨策略，柬埔寨始终致力于避免被完全吸纳进任何一方的战略轨道。

问题是，柬埔寨当下的结构性依赖更加不对称，中美竞争更具零和性，“平衡术”的操作空间因而大幅收窄，风险也随之骤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