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党内的女权主义者也在国家的政体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一般是根据文化程度和党龄来分配工作的。2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批人，基本都在中央层面，比如邓颖超、蔡畅等；30年代参加革命和抗战的，很多也在中央层面，比如陈波儿、袁牧之夫妻两个主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有文化的可能在省一级，没有什么文化的可能就在村子里面做事。

1949年女党员总共有53万，人数应该也不算少，但是有文化的不是很多。不过只要是有文化的女党员，一般都会安排相应的职位，所以体制内的女共产党员参政也不少。

在当时，党内女权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党内女权主义的运作下，“封建主义”充满着社会性别含义。我们今天用的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男权主义等词，当时就都可以用封建残余、封建思想、封建主义代替。

所以做历史研究，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词语要有一种敏感性，这些词语的含义、什么时候产生、在什么历史背景中产生、词义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什么时候谁在用这些词、谁让这些词发生了变化、背后的政治运作是怎么回事、这些词语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抛弃，都是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历史过程。

宋庆龄、邓颖超、蔡畅都是20世纪中国左翼的妇女运动的领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们也没有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当然她们是完全有资格的，她们在党内都是非常受尊重的人物。

邓颖超和蔡畅建立了全国妇联，全身心投入全国妇联的工作，蔡畅是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

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做了哪些事？一个就是组织建设。她们建立了全国妇联，在6级行政机构中都建立了妇女组织：全国妇联、省妇联、市妇联、区妇联、县妇联、街道妇联。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妇联组织的6级结构，每一级都和政府是平行的，这个组织架构不是党中央让做的，是女人自己创立的，是邓颖超等妇联干部从地方上自己推起来的，推得非常艰辛。它的每一级由全国妇联领导，但是全国妇联不能任命下属各级妇联领导，而是由同级中共组织部任命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台了《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它由邓颖超领导、全国妇联的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婚姻法起草委员会所起草，成员包括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罗琼和王汝琪等人，都是在民国时代活跃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们把五四的理念、议题都放进了《婚姻法》里面，这是一部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法律。这部法律以反封建婚姻习俗为主题，明确“禁止重婚、纳妾”，重点保障了占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人口的农村妇女的权益，让长期处于买卖和包办婚姻下的农村妇女获得了拒绝包办和离婚的权利。

党内女权主义者追求实现社会性别、阶级、少数民族的平等，还要推进妇女参加有偿劳动。这参照的是恩格斯的理论，即妇女只有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根据恩格斯19世纪的观察，在资产阶级的小家庭中，妻子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她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作为别人的附庸不可能获得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妇女从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参加公有制中的社会生产劳动，获得了报酬和经济的独立，才能够彻底的解放。

这些党内的妇女工作者，从1949年以后就大力推进妇女就业。她们要让妇女进入以前男性占领的各种各样的职业领域。

邓颖超60年代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妇女一切都可以做”。这就不是以男性为标准，而是强调妇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推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传统的男性领域。在她们的努力下，50年代就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女汽车司机、女火车司机和女飞行员。

孔庆芬：全世界第一位远洋轮船的女性船长

另外，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解决产妇和婴幼儿的健康问题，到农村做了很多培训。所以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新生儿死亡率很快降低，这个成就主要是妇联系统跟卫生系统，也就是以妇女为主的部门来推的。妇产科、妇婴保健都是与民国时期以来女权主义者在医疗领域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杨崇瑞民国时期就开始推妇婴保健了，邓颖超1949年以后把她从国外拉回来后，她就一直在推妇婴保健培训。农村如何用新的接生法来减少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候的感染，以此来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非常有成就。

扫盲也是一个大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90%的中国妇女是文盲，所以女权主义者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扫盲，她们办了很多免费的扫盲班，各个地方都去办，办到村子里，办到工厂里，这些都是女人在做的事情。

接下来，我集中讲一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生产。《中国妇女》是在延安的时候创刊，因为战争原因停刊了，1949年全国妇联成立的时候，决议要复刊《中国妇女》。

复刊以后的第一任主编，就是30年代创办《妇女生活》的地下党沈兹九。第二任的主编是董边，她1938年到延安入党。还有1952年开始做美术编辑的石玉梅，中央美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妇女》杂志专门做美术编辑，负责封面和封底。

左：1950年《新中国妇女》第十五期封面；右：1950年《新中国妇女》第九期封面

西北妇联的宣传部部长李屺阳，非常有想法。她对《中国妇女》提意见，说这个通俗妇女刊物中的扫盲读书课本太偏重城市了，虽然党的方针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但中国的现实是农村人口占绝大部分，她认为妇女杂志应该面向农村。

李屺阳决定建立通讯员队伍，尽可能多地给《中国妇女》供稿，反映农村妇女和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状况。因为西北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李屺阳还出了面向她们的《西北妇女画报》，农村妇女用一个鸡蛋就可以换一张彩色的画报，看图片就可以理解故事情节。她是陕西榆林望族出身，但对农村妇女非常有感情，一直在陕北农村做农村妇女工作。

《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非常诚恳地接受了李屺阳的批评建议，立即对杂志内容做了调整。李屺阳后来就被调到全国妇联宣传部。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真的看到一种非常健康、非常民主、意气风发的氛围。在中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人中，真的能看到一种极令人感动的精神风貌，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工农妇女利益的工作中去。

总的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不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带有社会性别含义的“反封建”议题，也以对消除阶级等级的深刻关注发展了女权主义。

到了1964年以后，“铁姑娘”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传播最广的主流形象。因为大寨1963年受了灾，书记陈永贵就带着村民们去修梯田、修窑洞，一开始都是男性干的活儿。后来14-19岁的女孩自己组织了一个队，叫突击队，也参与进来了。

陈永贵说你们这些妮子真了不得，都是铁打的，寒冬腊月和男的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后来突击队就很自豪地说自己是“铁姑娘”，这是一群农村年轻女孩自己命名的一个集体。后来，大寨成为全国的农业的一面旗帜，“铁姑娘”也在全国闻名了。许多领导人都去大寨参观过，铁姑娘就成了所有妇女的榜样。所以这是阶级和社会性别的双重翻身，最底层的农村劳动妇女成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表率。

《人民画报》上的郭凤莲

美国的社会性别史学者Gail Hershatter（贺萧）有一部写中国农村合作社历史的专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也写到农村妇女劳动，她说农业劳动以女性为主的状况，其实在1958年就开始了，那时搞人民公社需要妇女劳动力，就已经动员了农村妇女。

在历史上妇女参加体力劳动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在很多受到战争肆虐的地区，男人都去打仗了，谁提供粮食？就是农村妇女。在有战乱的地方，体力活都是女人干。不打仗的时候，家里没男劳力的时候也是要靠女人。女人干和男人一样的体力活，甚至可能干的更多，因为女人要在田里干体力活，回家还要养猪养鸡养鸭、纺纱织布，缝衣做鞋，历来如此。

中国从1958年以后，妇女参加劳动开始由国家来动员。国家动员是基于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国家需要调动妇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另一个是妇联系统希望妇女能够走出家庭、挣工分，因为集体化后如果没有工分不挣钱，就没有经济地位，这一直是妇联非常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