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分析民族革命营垒势力不断扩大的态势后，毛主席明确指出，1935年底的中国，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大变动就是人心变了，分析政治形势关键是看人心，人心变就是大变。

党和红军如何应对这个大变动呢？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时，革命的策略和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主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转变，刚刚还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现在成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对象，敌人成为友党友军，转这个弯子不容易。需要深入解决理论和思想上的问题，大家才能自觉地为着共同目标奋斗。

用事实和真理教育大家，而不是只讲政治要求，对内才能凝聚共识团结一心，对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同情和拥护。

毛主席告诉大家，形势改变决定了两个截然对立的任务：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一个是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时局特点也决定我们的策略方针有两个特点：一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但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这两种特点对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就是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过来，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毛主席重点批评了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

他说，那种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那就是一套幼稚病。

批评关门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刚刚开过的瓦窑堡会议上，博古就曾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当时毛主席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还激愤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主席的主张，最后统一了认识。[5]

博古后来曾检讨说：福建事变十九路军成立反蒋的人民政府，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予应有援助；在瓦窑堡会议上，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6]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11月22日—1934年1月13日 ），李济深任主席

在这里，毛主席纠正了党内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

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曾聆听这个报告，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得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7]

毛主席说：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他还说：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主席并没有止步于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的，由阶级革命变为民族革命，需要从党的根本理论上进一步给大家讲清问题。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革命政权，开始叫工农民主政府，后来在瑞金叫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军队开始叫工农革命军，后来叫工农红军。最基本的特点是工人农民性质，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而瓦窑堡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8]还有一系列相应的改变。

这个改变的内涵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此后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通过这一改变，更充分地表明，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问题是，原先就不代表民族吗？那也不是。毛主席阐释说：民族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改名呢？毛主席说，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共产党还能代表工农利益吗？毛主席说：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

毛主席是从两个维度讲的，一是从占比80%-90%讲，工农利益就是民族利益；一是讲反帝反封建推动社会进步，工农与民族资产阶级都得到利益。

其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革命，不同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

毛主席说，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为什么？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这样，毛主席就从理论上透彻地说清楚了。而不是策略方针转变就全盘否定党的基本理论，甚至否定过去的历史，导致党和红军政治思想混乱。

毛主席最后讲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他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把世界一体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也成了世界战争。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相互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是必然的。当时这也是给大家提振信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一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根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对了，就能不断走向胜利；路线错了，就会不断挫折和失败。在局势“大变动前夜”清晰的理论思维和策略方针，是实践中走向胜利的保证。

二是掌握阶级分析的观点。就是从根本利益得失，来分析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不否认有例外，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整体看必然是根本利益决定根本立场。日寇侵略导致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所以他们抗日最坚决；汉奸买办能得到更多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妥协投降；其他各阶级因为利益得失不同，也决定了立场和态度的差别和不同。国家也是如此，受到日本北进威胁的苏联，是中国抗战初期最坚定的支持者；被受到日本攻击后，美国才结束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抛开根本利益得失就说不清楚。

三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形势变化引起利益关系变化，过去没有共同利益的不同阶级就有了共同利益。国家危亡之时，把所有受到亡国灭种威胁的各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顺应了天下人心，所以最后取得成功。

[1]《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42-16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馆、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71-372页。

[7]《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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