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张浩回电非常明确地告诉张国焘两点：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17]

这个表态非同小可。一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完全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尽管当时并没有沟通与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络，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策略方针转变，是在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精神后制定的，张浩有资格以共产国际名义作出评价；二是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党和中国红军在共产国际的地位，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张国焘不要再折腾了；三是充分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是胜利了，张国焘否定北上是错误的；四是根本不承认张国焘另立的“中央”，但也给了他个台阶下，让他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王明当时是代表团团长。同时告诉张国焘，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与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同意他讲的办法：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的同志提出，这边可以组织一个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18]

连张国焘自己都说：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19]

但他并不甘心，继续给张浩、张闻天发电说，对瓦窑堡会议决议原则上同意，而在组织关系上却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20]还是不承认党中央的领导。

张浩与张闻天给张国焘去电，对他同意党的政治原则、组织上用西南局表示欢迎，但对他要中央改为西北局断然否定，告诉他国际不能同意。

同时，对二、四方面军下一步行动的战略方针，提出3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北上陕甘；第二方案是现在地巩固地向前发展；第三方案是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转向云贵滇发展。张浩特意告诉他们：“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1]告诉张国焘斯大林都同意向北。接电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一致同意接受中央第一方案，就是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张国焘也只得同意。

1936年6月6日，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宣布取消自立的“中央”。但他仍不承认中央领导，仍提出中央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7月初，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又生变故，提出西进甘西。直到9月26日，西进遇阻后不得不北上，张国焘才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22]终于表示，他放弃与中央的横向协商关系，接受中央领导。

克服张国焘分裂的工作非常艰难，尽管此后还有一些波折，但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西北了，党中央恢复了对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这个过程，张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6年10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决定张浩去红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行前毛主席还专门约他到住处谈话。张国焘等到保安后，张浩又找他谈话，劝他不要争辩往日是非。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情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所想的倾泻出来。”[23]

1937年2月底，西路军陷入困境时，党中央派四方面军没有过河的四军、三十一军，还有陕北红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共4个军和1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但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他们立即派出部队收容失散人员。

1937年9月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以援西军为主体的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和西路军归队人员，陕北红军的二十九军、三十军等，共130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因为国民党不同意设政委，张浩任政训处主任。一个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24]

一二九师上前线旗开得胜，10月19日打响的第一仗，就是夜袭阳明堡飞机场，不到1小时就用手榴弹炸毁敌机20余架，与机场日寇肉搏，歼百余人。这是继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一二零师雁门关伏击战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一时间成为中外媒体的头条新闻（这应当比印巴空战的战果还惊人）。之后不到一个月内，一二九师又在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敌千余，缴获骡马近千，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和忻口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退。

但几个月后，到1937年底，张浩因脑伤时常发作，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难以坚持正常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职务。

张浩回延安后休养，负责职工运动。他组织办了工人学校等，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工作，但到1942年初，病况日益严重，弥留之际，他对妻子和身边人说：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死后将他葬在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他充满深情、恋恋不舍地说：“我要天天看着党中央、毛主席！”

电视剧《延安颂》剧照

1942年3月6日张浩病逝，终年45岁。毛主席为他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葬礼那天毛主席提议，他和朱德总司令、任弼时、陈云、徐特立、谢觉哉、叶剑英、李维汉及林彪等党政军领导人，亲自执绋抬棺，一步一步地把张浩抬上桃花岭墓地。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最高领导人亲自执绋抬棺，只有张浩一个。

张浩的墓地与中央领导人驻地隔沟相望。毛主席亲自执绋抬棺送别张浩后，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25]

是啊！那么多的先烈先辈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若在天有灵，一定会万分牵挂和关注那未竟的事业，希望活着的同志和后来的同志延续他们的生命和追求，实现为人类求解放的壮丽理想。

[1]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2]《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

[3]《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7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7-438页。

[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6]《张浩纪念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7]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页。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10]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0、844页。

[12]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5-846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849页。

[1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4页。

[18]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477页。

[1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94、297页。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857页。

[2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863页。

[22]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25-326页。

[24]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2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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