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央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主席聂洪钧两人撤职并给予处分。接着开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无罪，并且分配工作。

仅一个多月时间，对外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对内纠正了错误肃反，团结稳住了自己的队伍。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解决，使得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站定了脚跟。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听取审查刘志丹案件汇报时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7]

但问题是，这个“疯狂病”是怎么起来的？

从直接原因来看，竟然与杨虎城手下一位被错杀的旅长有关。据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说，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6人座谈，作出肃反决定。为什么刚一会师就决定肃反？因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围歼了杨虎城的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被俘后说他是共产党员，与中革军委、西安党组织、刘志丹红二十六军有联系。这个张汉民是真共产党员，但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听说西安党有问题，认为他是反革命，就把他杀了。

朱理治本来“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听到这些情况后疑虑加深，于是商定立即开始“肃反”，甚至认为不然的话“陕北苏区与我们危险极了!”因为张汉民供词中说“他有不少学生在二十六军”，所以肃反重点就是张汉民已有“布置”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8]后来中央与杨虎城联系搞统一战线时，他一直对张汉民被杀耿耿于怀，那是你们自己人怎么给杀了呢？但当时不但不认为张汉民是自己人，反而认为他是已经打入内部进行破坏的坏人。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本来就怀疑刘志丹等有问题呢？原因复杂，首先是由于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红二十六军本来是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的，原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政委。杜衡执行王明路线，攻击刘志丹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就是在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的山区建立根据地）”“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等，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10]

后来又不顾实际盲目蛮干，把红军开往渭南创建新根据地，结果被打散，杜衡被捕后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返回陕甘边根据地后，与习仲勋等重建红二十六军。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听了一些不正确的反映后，派出中央代表团加强领导，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书记和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用所谓中央路线“反对右倾取消主义路线”。

他们批评红二十六军在政治上“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第三次反“围剿”时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等。刘志丹等人反对他们的意见，也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加深了他们的“固有成见”。

《红二十六军1932年12月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成立》 油画 张亚东 作

这与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遭遇相似，给刘志丹戴的这些“帽子”毛主席基本上也都戴过。可见，一条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不止一个或几个人跟着走。党中央到遵义之后已经改换领导，由毛主席出来掌舵，但这时还在长征路上拼搏，陕甘边根据地不知道。上海临时中央局、北方局和他们派出的领导干部，尽管在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和叛徒不断出卖中顽强坚持下来了，但在这里遵循的却是过去那条路线。

还有，决定肃反后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人来负责。在酝酿政治保卫局局长人选时，朱理治提出戴季英兼任，理由是他在鄂豫皖苏区搞过肃反，有经验，而且在处理张汉民事件中，了解反革命在陕西党和红二十六军“有布置”的情况。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外来干部可以较少成见，更加客观公正。当时徐海东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戴季英这个人意识不好，太过专横。程子华、郭述申也同意徐海东的意见。

朱理治等仍想使用戴季英，再次征求程子华意见时，程对他说：如必要时，只能任副局长，必须抓紧对他的领导。于是戴季英被任命为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11]但他负责肃反工作之后，完全采取了鄂豫皖肃反那套“逼、供、信”的方法，结果可想而知。后来，连朱理治自己都感到，事情可能闹错了。副书记郭洪涛也说，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是反革命。[12]

中央纠错的审查决定中说：个别领导同志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的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混淆了斗争目标，分散了斗争力量，工作中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3]

习仲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党中央毛主席把刘志丹等解救出来，陕北人民发自内心地唱起：“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是真实感情的描写。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刘志丹：“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4]

据中央红军电台报务员杨定华回忆：刚到吴起镇时，电台住在两个破窑洞里，没想到那就是刘志丹家。他嫂嫂在家住，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与他们谈了刘志丹参加革命、创建红军的经过，非常有趣。刘志丹父亲原来是保安县有名的大地主，刘志丹发动土地革命时，首先将自己家里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连房屋财产也分配完了。他是黄埔毕业的，在国民党军当过旅长，后来挺身于工农阶级的队伍里，以一支土枪做基础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苏区。[15]

后来国民党抄了刘志丹的家，还挖了他家祖坟，妻女和老父亲被迫躲进深山。[16]舅舅劝他不要再干革命，受苦受罪还连累家人。他答道“我一个人当员外有啥用，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可见，他与毛主席、澎湃等老一辈革命家是一类人物，革命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为了天下受苦人解放真的不惜牺牲一切！

刘志丹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认同者。

他曾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7]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毛泽东

习仲勋回忆说，[18]刘志丹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他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

可见，刘志丹是一个坚定信仰和实践毛主席革命道路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