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七、争取西安事变光明前途

这一节的主题是：争取西安事变光明前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发来消息的是张学良，发报时间“文寅”。中国古代一个月的每一天都用一个字来表示，文代表12日；一天分12个时辰，寅为寅时，文寅是12日凌晨3至5时。应当是开始抓捕后就发来电报了。电文说：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1]

张学良同时告诉他的副官，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刘鼎也马上发电告知中央：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等。[2]

张、杨行动后立即通电全国，说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他们涕泣进谏，屡遭重斥。这是对他做最后的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3]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拯救国家和民族，而蒋介石是生是死取决于自己。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4]他们心情十分急迫，下一步如何达到目的，亟需我们帮忙出主意。

收到这一消息后，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做好军事准备。

他发电给张学良建议：立即将东北军的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5]同时，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电告彭德怀、任弼时等部队首长，要求他们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军事是后盾，首先要提供安全保障。

中央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发报，电告西安事变情况，请求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希望苏联大力援助。还讲到我们采取的策略是：为了争取蒋介石的部下和资产阶级，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这样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6]

毛泽东（左）、朱德（中）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

一些研究者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主张除蒋、杀蒋，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不同意；还说西安事变最后能和平解决，共产国际不同意杀蒋起了主导作用。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做报告和结论。因为从1936年7月底开始，常委会决定毛主席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7]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变，毛主席是怎样分析的？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置疑的。”[8]

他断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9]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根本态度和建议：[10]

首先，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

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

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系，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他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

毛主席发言后，还有9个同志发言。其中最激烈的是张国焘，提出了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11]张闻天反对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要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会上也有同志提出审蒋、罢蒋甚至除蒋，毕竟那么多年的血海深仇，无数战友和亲人被杀，但共识还是要有利于团结抗日。

最后毛主席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的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的说法，毛主席强调：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12]

在紧要时刻，毛主席总是看到事情的多个方面、多种可能、许多通路和困难，在既要又要中把握处理问题的分寸，争取达到预期目的。

会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去西安协助张、杨。

刘鼎对周恩来说：扣留蒋介石的时候，张学良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他抗战。周恩来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