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六、倒行逆施逼出西安事变

这一节的主题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逼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1月30日，山城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致电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就红军的行动方针提出：“在一个月内，求得再打一仗，消灭胡部 4个团左右，可能引起战略上的变化，使敌不能不暂取守势。”[1]

毛主席回电说：“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2]

尽管胡宗南在山城堡失败了，张学良在尽力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他还是要调集大军消灭红军，要毕其功于一役。下一步怎么应对？毛主席赞同彭德怀再打一仗的提议，以打胜仗来逼蒋抗日。而且认为，12月份红军在现地区再打一仗，大局就能定了，到明年一二月后，绥远、西北乃至全国，形势就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毛主席如此判断能相信吗？但历史展开后，事实不由得不信。做出这个判断的时间是1936年12月1日，11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到1937年一二月后形势大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是不可改变的大势。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并不是只看到战场博弈，而是着眼于天下大势和矛盾发展的度。他并不知道张、杨下一步会如何逼蒋抗日，但他知道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到了众叛亲离、非变不可的时候了，蒋介石与张、杨的矛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蒋介石并不自觉，也不思改变，反而不断地激化矛盾，最后逼出了震惊中外的兵变。

据申伯纯回忆，[3]当时他是杨虎城十七路军交际处长，主要做东北军中上层联络工作，建国后周总理指定他为编写西安事变史料召集人，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个多月里，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劝谏、诤谏、苦谏、哭谏不成，最后被逼上梁山发起兵谏。

回望历史，反思西安事变，看似突然，实属必然。

两广事变结束后不久，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就匆匆忙忙飞赴西安部署“剿共”内战。他认为，残余的红军至多不过3万人，可在两三个月内歼灭在陕北地区。他还认为，只要他亲自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蒋介石到西安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先是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等陪同登华山、游终南山。在游山赏景时，蒋介石问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说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蒋介石听后不高兴，像老子教训儿子一样对张学良说：这些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是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你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张学良只是笑了一下，没有同蒋介石争辩。一个正在追求进步，一个反革命起家，思想趣味完全不同啊！

两天后，蒋介石分别对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的计划，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张学良当场表示反对，提出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虎城城府比较深，对蒋介石不敢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有问题，但是部队抗日的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是值得忧虑的问题。蒋介石听后，重申他决心彻底“剿共”，势在必行，绝不动摇。张、杨这“一劝”比较委婉，蒋介石没有接受。

杨虎城与蒋介石

10月29日，蒋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从西安到洛阳召集会议制订进攻红军的计划。张学良以祝寿为名，用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与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请求蒋介石准许东北军出兵绥远援助傅作义。[4]蒋不但不听他的，还气急败坏地斥责他：“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蒋为洛阳军官学校训话时，还旁敲侧击地训斥张学良：“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

张学良听后神色大变，未等蒋介石训完话便与何柱国返回西安，他在飞机上对何柱国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都无从知道。”[5]这“二劝”违逆了蒋介石，基本成对立面了。

11月17日，蒋介石乘飞机到太原，委托阎锡山转告傅作义，现在不是大举抗日的时候，不许绥东抗战再继续扩大，要设法把战事停止下来。他保证南京政府从外交方面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阎锡山立即派人向傅作义传达，果然绥东抗战在收复百灵庙以后就停止了。蒋介石还飞到济南去会韩复榘，要他促宋哲元“共同与日方调停”。[6]说来说去，就是不能与日本打起来。11月23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下令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逮捕，并查封了14种国内著名刊物，在大打内战前，对抗日救国舆论进行一次大镇压。

张学良对此极为不满，亲自驾飞机再到洛阳见蒋介石。张学良对蒋说，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已经高涨到无法抑制的程度，“剿共”军事行动太不得人心，要求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而蒋介石却对他说，日本根本无意将当前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没有必要再派军队前往绥远，首要任务是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不同意东北军援绥抗日。[7]

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他说，上海的几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谁也不晓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真成了沈钧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恳求蒋介石释放他们，免得失去人心。但蒋介石断然表示，决不采纳张学良的意见。

张学良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怒视着张学良说：“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这样看！除了在西北，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和批评我的！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张学良听到这话后，拉开房门摔门而去。这说明，矛盾已难以化解了。[8]这“三劝”已经撕破脸皮了。

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半夜里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他公馆紧急会晤。[9]张说与蒋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非常不好。叶剑英发回的电报说“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杨虎城在谒蒋时，提停止“剿匪”事也碰了钉子，心情一直很沉闷，有主张捉蒋的说法。

那晚密谈后，叶剑英11月29日急电毛主席，要回去详细报告情况。[10]几天后，也就是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到西安时，叶剑英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让他带走借给红军的10万银圆。当叶带着银圆到达保安城外时，时任苏区财政部长的林伯渠早就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剑英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哈哈大笑。叶汇报时谈到，张学良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11]

此时，蒋介石已经把嫡系精锐部队统统北调，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个机场和战时地勤设备建设，战斗机和轰炸机陆续调往西安和兰州集结待命。蒋介石还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 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督“剿”。这些新任命等于撤销了张学良西北“剿总”副司令，也撤销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而且事先并未与张、杨商量。张学良还从蒋介石侍从室的内线那里获悉，已经看到拟好的调东北军去福建的电稿，这让张、杨如芒在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