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十八届（2024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中国资本市场变革的方向：从融资市场到投资市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论坛现场

【演讲/田轩】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国资本市场变革的方向：从融资市场到投资市场”，是一个特别切中要害的主题。

去年7月24日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要提振投资者信心、要活跃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因为以前都是重资本市场的风险。

怎么活跃资本市场、怎么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怎么从融资市场变成投资市场，真正让投资者去投资资本市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强化公司治理，要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

我国公司治理现状

第一，现在企业的所有权实际上是高度集中的。

过去20年，超过98%的上市公司至少拥有一个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对标成熟的资本市场，比如美国，有5%以上的股权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股东了，有1%以上的股权一般意义上认为是大股东；而在中国国内，几乎98%的上市公司至少拥有一个持股比例超过10%的控股股东。

所以，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不像西方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广大的分散的小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主要是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大股东可能会剥削、侵占、压榨中小股东。这是中国最突出的委托代理问题。

第二，中国国家公司治理的法治环境、资本市场的方向是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

从法治环境上看，因为中国有大股东，所以控股股东的支配地位使得公司内部治理无法有效运行。这是基于一篇学术论文的发现，即如果一个企业有一个控股股东的话，基本上内部治理就无法有效进行；而且因为股权高度集中，如“门口的野蛮人”敌意收购者从外界来倒逼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高管们兢兢业业地为中小股东服务的机制，也基本是无效的。

所以，中国内部公司治理基本无效的，外部公司治理其实也是无效的。主要靠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法律和监管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

第三，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很特殊的一个存在，对中国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民营企业也有很显著的区别。

第四，所谓的ESG（注：全称为“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到底是不是应该把ESG列为评价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委托代理问题

在中国，大概有两类控股股东：第一类是政府，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既要货币性收益，也要落实国家政策，比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提高税收收入等非货币收益；同时，我们的控股股东还有家族和个人，这些当然是以最大化的货币性收益为目标。因为有这样的控股股东的存在，所以大股东经常会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身利益——学术界对此有很多研究，都曾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

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体现在：第一，明目张胆地盗取或内部利益输送。上市公司大股东以低成本借款数十亿元，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偿还过；同时所谓“其他应收账款”，实际上就是大股东通过资金拆借进行内部利益输送的表现形式，其他应收账款大部分属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实体名下。这都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或利益输送、或剥削欺诈压榨中小股东的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学者也发现，当企业被控股股东控制的时候，关联交易会给企业带来负向收益，同时也会通过操纵信息披露来掩盖其自我操作。中国现在实施所谓注册制，注册制最核心的是信息披露，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公平。但是很多控股股东会通过信息披露来操纵市场，以掩盖他的内幕交易。

比如，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为变现所持有的非流动股，控股股东会利用其附属分析师提供不正确的或者超乎实情的正面的推荐，以使得股价在锁定期处于高位从而获利。

委托代理问题的制度因素

因为控股股东看他的股票流动性比较低，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很多从股票交易中无法获利，从而从其他渠道获取收益。

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是所谓金字塔式结构，也就是说对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的价值链、企业链来获取的。

比如说母公司拥有子公司51%的股份，它就要控股子公司，子公司再有分公司51%的股份，再控制分公司，这样一来，母公司只有分公司25%多一点的股权，但是它却控制了分公司；如果分公司下面再多一层，它再有51%的股权的话，母公司到底下第四层重孙公司可能只有10%多的所有权，但是它却牢牢地控制了这个企业。

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就会使得一般企业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上呈现一种分离的状态，会加剧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矛盾。

学者同时也发现政企关系的问题。其实政企关联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问题，学者也发现政企关联的企业在没有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就被批准上市，会给小股东带来损失。而且政企关联的企业披露信息含量相对较低，会损害企业的价值。同时，当政企关系丧失以后，可能会给企业股价带来负面冲击。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2013年我国中组部出台文件，要求官员不能在企业兼职。这个规定导致一大批官员独董离职，有学者发现，当企业公告官员独董离职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股价就会有超额的下跌，给中小投资者带来负面冲击。

监督制度成效甚微

因为大股东一股独大，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主要靠的是董事会起到内部监督作用，而董事会里主要靠的是独立董事。但是现在，基本上我国的独立董事既不“独立”也不“懂事”。

什么叫“既不独立也不懂事”呢？独立董事的任命主要是由控股股东来决定的，即使他们在董事会发声，也仅代表少数。

在中国，只有1.6%的企业有超过50%的独立董事占据董事席位——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只占少数，基本就按照证监会的要求保持1/3的比例。在过去23年里，中国的独立董事共有245.5万余人次的投票，其中赞成票达99.66%，反对的只有0.053%，弃权票也只有0.082%，都不到0.1%。

换句话说，除非独立董事和控股股东、大股东或董事长真的撕破脸，一般独立董事是不会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当然对于大股东来说，我们的独立董事非常懂事，只是对小股东来说不太懂事。同时学者也有发现，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可能扮演着为数不多的有效监督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