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问题如何前行

如果情势真的走向第一、第二种情境，那么受害最重的还是加沙平民，并且证明了即便哈马斯的孤注一掷能干扰沙以建交、让此事推迟几年发生，巴勒斯坦议题也不易再调动过往的政治能量，不仅阿拉伯国家普遍不愿淌混水出兵，就连支持哈马斯的伊朗都知道保持冷静。

如此一来，停火后的巴以问题如何前行，可能就是各方更须关注的务实话题。如前所述，“两国方案”是同情巴勒斯坦方的一致说法，传递了希望巴以冲突彻底解决的美好向往，但从1980年代至今，“两国方案”得以实践的时空背景日渐遥远，这一提议也更多像是作为政治正确的口号而存在，看不到实践的前景。

而这一困局的背后原因有三。

第一，以色列国内情绪与定居点的积重难返。1970年代末，在经历多次战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后，巴勒斯坦反抗运动高层不再坚持“推翻以色列”，而是同意与以色列并肩立国，让“两国方案”看到了可能的曙光。其规划主要是以1967年双方边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基础，让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邻国，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便是双方的一次尝试。

但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的爆发，宣告了“两国方案”的严重挫败，其背后原因复杂，只能说巴以双方都有责任。此后，以色列左翼能量不再，右翼政府与哈马斯的冲突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版面上，以色列一面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一面通过军事打击，引导以色列的舆情走向，形塑了对领土、安全“一寸不退”的社会氛围，因此面对哈马斯攻击，舆论的直觉反应就是更强硬的回击，而不会如过往般反思共存。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定居者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如今分布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已有近70万，意味着重返1967年边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近年，以方更是通过《民族国家法》，意图追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性，形同为法理上的吞并开了绿灯。“两国方案”基本上在以色列已没有市场。

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犹太人定居点哈拉米什 资料图来自新华社

第二，“两国方案”在现在的巴勒斯坦也同样缺乏民意基础。这一迹象，早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时便可看出，当时哈马斯痛批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尊严，奠定了自己“反对两国方案”、“只接受以色列灭国”的强悍形象，获得不少民意支持。尽管这一路线可能对现实发展无益，且实质上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尝试，但哈马斯对以色列民众的持续袭击，确实为其积累了不少声望，并成为2006年其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胜选的基础。

此外哈马斯自1990年代起接受伊朗扶持、资助，也阻碍了它在路线上接受“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伊朗一来是基于革命政治需求，要用巴勒斯坦议题来增加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二来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要培植足以牵制以色列的地缘棋子，干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避免前者势力进入海湾、进一步威胁并孤立伊朗，所以选择了立场激进的哈马斯，自然也不乐见哈马斯与以色列走上谈判进程、接受“两国方案”。

当地时间10月14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当然，管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立场始终是“两国方案”，但在多数巴勒斯坦人眼中，这一机构与“以色列维稳机器”无异。此外，根据巴勒斯坦政策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SR）以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如今只有32%巴勒斯坦民众支持“两国方案”，比以色列民众35%的支持率还低。

第三，国际社会也缺乏对“两国方案”的实质支持。美国嘴上说“支持两国方案”，实际则支持以色列扩张定居点、空袭加沙；伊朗看似支持巴勒斯坦抵抗事业，其实更多是把哈马斯当成牵制以色列的工具，不希望“两国方案”落地；其他国家则无意推动“两国方案”，一来是因为站在美国一侧的是以色列，二来是看不到这件事对己有何实质利益，三来是不想自己破坏与以色列的实质互动。

以俄罗斯为例，这次冲突中有许多舆论都声称普京“巴不得中东失火”，其实是对俄罗斯中东战略的一知半解。“两国方案”当然是莫斯科对巴以问题的官方立场，但普京从未因此停下与以色列的交往，因为以色列有许多俄语犹太人，且特拉维夫一直是莫斯科与华盛顿沟通的重要中介，即便2020年特朗普提出惊世的“和平计划”时，普京也只是提醒访俄的内塔尼亚胡，“和平计划不能没有巴勒斯坦人参与”，但俄罗斯国家机构并未停下与定居点犹太机构的合作。

此外，如果此次冲突扩大，将有极大概率是伊朗与以色列交火，进而将美国牵扯入局。但众所周知，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是共同扶持阿萨德政权的合作关系，如今俄罗斯仍身陷乌克兰战场，一旦伊朗真的面临美以联军，便很可能影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多年经营，而这一结果莫斯科未必乐见。这就是为何普京会呼吁“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冲突扩大”，并且积极提出停火草案的原因。

综上所述，巴以血仇一年深过一年，“两国方案”也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渐渺茫，冲突似乎看不到解方。因此近年来针对巴以问题，已有部分声音呼吁勿再高喊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是要在以色列已施行种族隔离、一国统治的情况下，务实聚焦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危机，相关建议包括冻结定居点的扩张、推动两族平权、促进以色列走向联邦制等。

当然，上述建议的实施也都有一定难度，因为以色列正是担心巴勒斯坦人的生育率高过犹太人，导致以色列未来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所以也不肯真正将巴勒斯坦人当作同一国家的公民，而是干脆让情况卡在尴尬的“无国家方案”。

10月18日中午，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开始访问，内塔尼亚胡接机。图自路透社

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国际社会能汇聚多大的力量，抵销美国的支持，迫使以色列至少同意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包括降低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停下对约旦河西岸的并吞。但与此同时，也要有相关力量迫使伊朗降低对哈马斯的支持，否则类似事件只会不断上演，如果让巴以问题逐渐巩固为美伊以之间的代理人冲突，更加难解。只是，考虑到无力与美为敌、没有实质利益、不想破坏与以色列的互动等原因，前述情境的实现恐怕也相当困难。

1970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以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量持续下滑，近年来更是严重不敌“阿拉伯之春”等新议题，“弃子”身分明显。当然，以色列社会的持续右转或许终会触底反弹，美国国力的衰退也可能为巴以问题带来新突破，只是这一时刻或许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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