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时任总统加尼出逃，尚未完全撤离的美军只能狼狈加速。一片混乱中，阿富汗正式变天。

彼时对于塔利班的二度掌权，全球舆论场激烈对峙。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与学术体系内，“哀叹阿富汗的命运”是无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此派论述倾向强调塔利班的恶名昭彰、满手鲜血，并会细数其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的种种暴行，包括炸毁巴米扬大佛、屠杀哈扎拉人与什叶派、大规模压迫女性等。

而在亚非拉等非西方舆论场内，却有不少人对阿富汗的变天拍手叫好，甚至将塔利班浪漫化为“阿富汗的解放者”，并称此一政治变局为“阿富汗人民的选择”。此派叙事往往强调美国扶持的前共和国政权如何腐败无能，阿富汗政府军如何编造“幽灵部队”吃空饷，美国又是如何践踏阿富汗的民族尊严等。

平心而论，两种叙事都有市场，是因其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事实基础上：塔利班的统治之术确实不怎么高明，之所以会在2001年垮台，除了美军的强攻外，阿富汗反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亦为关键；美国也着实在击溃塔利班后强硬扶植了前共和国政权，而这一政权当中许多军阀出身的政治精英，同样手染鲜血、不比塔利班干净，腐败更是习以为常。

但全球舆论场之所以为此激烈撕扯，塔利班的本质恐非症结所在，叙事背后的舆论阵地斗争才是真关键：在以西方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话语圈内，为了证成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强硬扶植傀儡政权的正当性，塔利班必须是十恶不赦的存在，尤其是在这套话语已因“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而逐渐破产的当下，塔利班更要邪恶到底；而在亚非拉的反西方舆论场内，为了证成“自由主义”话语的虚伪、美国的长年双标，塔利班的部分暴行会被选择性淡化、甚至忽略。

简言之，在阿富汗变天所引发的全球辩论中，塔利班的角色在许多时候只是填充叙事的工具。面对眼下“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动，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发展，正如此次俄乌战争引爆的全球舆论博弈，在30年前冷战刚结束、西方一片“历史终结”的大胜氛围下，同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存在。

如今塔利班执政已届满一年，但上述舆论博弈格局仍在发挥作用，西方主流媒体持续以女权倒退、经济萎缩、恐袭重演等叙事，描绘“沦为人间炼狱”的阿富汗；反西方舆论场则持续表彰“阿富汗终于独立自主”、“人民安全感大幅提升”，来抗衡西方的舆论攻势。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8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士兵在站岗。图源：视觉中国

事实上，要对塔利班的执政给出黑白分明的纯粹正反评价十分困难，阿富汗的特殊政经情势与国际处境，让塔利班的二度开局困难重重，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亦是短期难移。

但平心而论，就执政一年的整体成果而言，阿富汗没有彻底沦为中央失能、军阀割据、内战再起的失败国家，便是塔利班的最大政绩，而这包含了贯彻统治与经济运行的两方面成就。

阿富汗的政治形势：“包容”但有限制　“安全”但有漏洞

在贯彻统治上，评价阿富汗政治尚不能以“成形的民族国家”为标准，而是要考虑其“国族整合不全”的现实。以2001年塔利班倒台时的民意版图为例，其主要支持者多为西南农村的普什图人、毛拉、逊尼派保守势力，但诸如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便大多是塔利班的反对者；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亦然；什叶派穆斯林与哈扎拉人则因遭受塔利班迫害，而成了当然的反对派。

但以塔利班第一次执政的粗糙度来说，其之所以能维持政权数余年，除了铁血军事实力外，民众支持也是关键，而这表示光是普什图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能动员的人群，便足以构成阿富汗民众的相对多数。

简言之，这个政权即便树敌不少、统治方式也令人咋舌，仍是阿富汗经历了残酷近代史后，自尸山血海镕铸而出的第一批本土统治集团，拥有一定的阿富汗社会代表性，若非当年美国的强硬介入，其政权寿命或许还能更长。

然也正因垮台的教训，让塔利班知晓了“统战”的重要。故在美国强硬扶持阿富汗前共和国政权期间，塔利班持续向非普什图人伸出招募之手，企图以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大屋顶，弥合民族主义的情感鸿沟。

以普什图人占比较低的阿富汗北境为例，塔利班拉拢了对政府不满的乌兹别克、土库曼武装分子，并在巴达赫尚省与前竞争对手伊斯兰党接触，结成了某种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关系。由2021年塔利班的势如破竹来看，多年“统战”显然不是白费功夫。

而观察2021年至2022年这段执政期，塔利班的统治双管齐下，一方面打压并肃清反对势力，一方面展现自己的“包容性”，如此不仅能最大程度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也是意在争取国际承认。

在肃清反对势力上，塔利班以压倒性武力，迅速弭平潘杰希尔谷地叛军与其他武装组织，巩固了对阿富汗绝大多数地区的实质控制，建立了安全秩序；在应对民间的反抗声浪上，塔利班大力压制言论自由与政治示威活动，但与前次执政的大规模血腥镇压、法外处决有所不同，此次执行方式大体是选择性的逮捕、拘留、殴打和威胁，当然如此做法还是相当粗暴，但与塔利班的过往经验相较，已算“人道细致”。

例如在2021年9月各国人员相继撤出后，塔利班便驱散了第一批全国抗议活动，其成员主要是喀布尔和各大城的知识精英，以及阿富汗各地的妇女组织；接下来几个月里，策动示威、在媒体上批评塔利班的知识分子、媒体人、人权活动家等，纷纷被情报部门拘留，有些人只被拘留数天，有的则被拘留长达数月。

虽说多数人的结局都是平安获释，但这般恫吓已然引发寒蝉效应，如今的阿富汗从媒体到学术界，皆开始自我审查。对只能留在阿富汗、无法远赴海外的反塔利班人士来说，其必须学着适应新生活，并设法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下求生。

而在展现政治包容度上，塔利班此次学会了适时“容纳异己”，但依旧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以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为例，即便其可进入塔利班成为战斗人员，高级军事指挥官的职位仍多由普什图人担任，塔利班高层依旧是普什图人的天下，建政后的国家安全关键职位则由“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成员担任。

如此现象引发了部分少数民族武装的不满。2022年1月，塔利班以涉嫌绑架之名逮捕指挥官马赫杜姆·阿莱姆（Makhdum Mohammad Alem Rabbani），法里亚布省的乌兹别克人便群起暴动，原因是阿莱姆身为极少数担任塔利班指挥官的乌兹别克人，在北境具有一定影响力，却不仅没高升还锒铛入狱。如此境遇诱发了乌兹别克人的普遍共情，认为自己正被塔利班过河拆桥、兔死狗烹。此次危机最后以塔利班大军压境、同时派出当地亦颇有威望的塔吉克指挥官前来劝说，才缓缓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