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初始的奉献心念有多强，未来的悔恨厌弃便有多深。

1970年代起，屡战屡败的挫折耗尽了人们对“阿拉伯人大团结”的信仰，不仅埃及与约旦于1979年、1994年先后与以色列建交，各国亦不愿再为巴勒斯坦大动干戈，有志之士仅能团结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下，盼以宗教这把穿云箭，为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添柴加火，故1980年代起，反以主力成了穆兄会、哈马斯等激进伊斯兰组织。

然而这般挣扎，终究没能扭转乾坤。巴勒斯坦建国事业渐成“烫手山芋”，各国虽愿在某些场合“演示”感人兄弟情，从集体谴责到演讲力挺等不一而足，若论及实际行动，便往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当年西方强制扶持以色列于中东建国，一来是为培养战略跳板，二来是为遮掩二战中，各国皆在一定程度上响应纳粹反犹屠杀的罪恶，因此满足犹太人的建国要求势在必行，却也注定了往后的尸山血海无可避免，且一切成本全由中东各国承担。

如今的世界，乃是主权国家与民族主义当道的年代，“约旦人”、“阿联酋人”、“巴林人”、“苏丹人”、“摩洛哥人”等，亦会将国族身分视作高于“阿拉伯人”的存在，并为国家利益而同以色列建交。

面对巴以近年次次冲突，外界对阿拉伯各国的谴责从未停下，然而除却以“冷漠”、“缺乏民族情感”等字词口诛笔伐外，人们或许也该反思，各国对巴勒斯坦曾经的情义相挺，乃是“泛阿拉伯主义”年代下的特殊产物，如今时移世易，外界仍徒以过往情怀苛责今人，不啻又是另一种事不关己、自我投射的冷漠。

自中东经历了从泛民族主义，到国族主义的精神变迁起，巴勒斯坦议题的边缘化，便注定会是种无奈的历史必然。

“两国方案”已是巴勒斯坦现状

而巴以冲突的第二层困境、亦是外界最常忽略的，便是“两国方案”的窒碍难行。简言之，以色列当今舆论已少有此般空间，巴勒斯坦更是已在内部实现了“两国方案”。

综观以色列政坛，左右光谱约有两大分断依据，一是对巴以冲突的立场，二是对以色列国体的想象。在前者的场域中，左派向来主张两国方案、两大民族的和平共存，右派则力主持续推进军事占领、对巴勒斯坦强硬、反对和谈等。

而在后者的舆论样态中，左派向来主张维持以色列的世俗路线，右派则坚持保留犹太教的信仰规范。

回顾1990年代的以色列，乃是工党等左翼政党的天下，社会舆论也普遍同情巴勒斯坦人，故而能有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巴以和谈备受期待，“两国方案”亦在讨论议程上。

奥斯陆协议在白宫签署。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然而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诸多无辜平民受害，巴以和谈的舆论市场大为流失，工党等左翼阵营亦逐渐泡沫化，各界普遍期待强硬的右翼政府，能以相对高压政策，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内塔尼亚胡从而重返政坛，并从2009年担任总理至今。在其治理下，以色列内阁号称“有史以来最右”，不仅持续开辟定居点，更频频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引爆此次斋月冲突的“谢赫·贾拉定居点争议”，便是此般脉络下的产物。

如此蛮横行为若发生在1990年代，或许还会招致以色列左翼指责，表示“撤出占领地才能保障国民安全”；但在今日右翼氛围弥漫的以色列社会，“并吞等于安全”的逻辑，才是多数的政治正确，要将“两国方案”提上议程，无异缘木求鱼。

而在巴勒斯坦一方，“两国方案”看似是最佳解，却也无异于天方夜谭。原因便在，巴勒斯坦并非外界想象的、深怀民族团结独立意识的的统一实体。

当今各国承认的，是法塔赫（巴解中最大派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其由阿拉法特一手创立，代表海外、世俗的巴勒斯坦独立势力，然而实际控制加沙的，却是于1987年成立，代表本土、伊斯兰路线的哈马斯，即此次斋月冲突的当事方之一。

在是否承认以色列上，哈马斯立场相对激进，不愿同法塔赫一般承认以色列，故其反对“两国方案”，欲行只有巴勒斯坦一国的“一国方案”；而在行事手段上，法塔赫近年多是谈判至上，哈马斯则主张武装斗争，因此出现了斋月冲突中，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

以色列右翼之所以认为“并吞即是安全”，有一原因便来自“巴勒斯坦的说话不算话”，就算与法塔赫主导的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也挡不住天外飞来的哈马斯火箭。

眼下的斋月冲突，在阿拉伯各国无心支持、哈马斯要求停战的背景下，应该不至于演变为全面战争，更大概率是重复过往巴以加沙战争的模式：在国际频频劝阻下，以色列结束空袭，但巴勒斯坦平民付出惨痛代价，而冲突将在几年后再起。

两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加沙城查看以军空袭造成的破坏情况。图片来源：新华社

要深入解决巴以冲突的困局，有赖各方智慧与耐心，当下的首要缓解之法，应以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就业率等方式，降低国家的武装失控程度，这样才有望和解到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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