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秦博、李杰】

近年来，每每地方高校公示拟引进的博士时，只要有毕业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瞬时就会引发网络舆论，以至于有些高校直接在招聘时写明：“原则上不招东南亚院校博士”，原因无他，只是觉得这类博士学位“很水”。

不可否认，面临国内激烈的升学和就业压力，有不少人利用发展中国家某些本就低质的私立大学谋取快速文凭，给国内用人单位和公众形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容易将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学位与低质量画上等号。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乏一些优质高校，同样具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培养杰出人才的实力，只要留学生选择的是这些正规优秀院校并踏实努力深造，其学历含金量和专业能力并不逊色于许多发达国家毕业生。

特别是随着全球南方崛起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结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只要加以合理区分，加强培养过程中的制度设计，这种留学路径并非权宜之计或低质量的次选，而是对国家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面向未来的知识实践战略。

2017～2022年中国在海外高校留学人数变化《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4-2025）》

“学历获取地中心主义”：先进/落后二元视角下的知识歧视

相较于欧美国家高昂的留学费用和苛刻的申请条件，东南亚部分高校提供了更亲民的门槛：学费低廉，语言要求宽松，对于学术背景一般、经济条件有限但又渴望博士头衔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之门。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东南亚求取学位，博士群体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并没有因此纾解，反而使这条捷径本身的含金量迅速下降甚至逐渐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对东南亚博士的普遍鄙视。

然而，将东南亚博士一刀切地不加区分打入谷底，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符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无法区分真正优秀的博士和滥竽充数的博士。这种基于地域的一刀切式重新编码，并非基于严谨的个体评估，用刻板成见将某一学历群体一棍子打死有失公允，也令真正优秀的人才受到连累。

发展中的南方国家并非没有严肃的学术传统和科研重镇，一些南方名校尽管身处的国家不够发达，却并不缺少扎实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声誉。它们的国际排名也许不太高，但这些本土名校往往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在本土知识传承上的意义依然深远。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对学历的评价体系都呈现出强烈的“学历获取地中心主义”倾向，即以学位授予地的经济文化地位来判断学历价值，将学术资格按“先进/落后”国家二元对立进行等级划分。这种倾向背后，其实是全球知识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在中国，“名校情结”“欧美海归崇拜（尤其是美国和德国以及西北欧国家）”使得学历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符号资本。拥有发达国家或国内顶尖高校博士学位者，被视作握有高价值文化资本，在就业和学术评价中享有优势；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历，由于其承载的文化资本含量被认为不足，因而屡屡遭受歧视。对学历的等级制评判，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在权力场域中的再生产过程，服务于既有学术与其他等级的维系。

对学历的评价从来都不够客观中立，总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所谓“真理”并不独立于权力关系之外。当今全球学术界的话语基本上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所有好与坏的标准基本都是欧美在决定，非西方国家则被纳入其经济文化版图的边缘和外围。

这种“中心–外围”格局不仅体现在经济分工上，也反映在知识生产与教育评价体系中：核心国家的学术体制和学位被视为标准范式，外围国家的本土知识则被认定为欠缺普遍意义。以“先进/落后”来定义学历含金量，正是这种世界体系逻辑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这种权力格局将来自西方或与西方接轨的学术当作权威，而那些非西方、非主流体系里的知识往往会被边缘化，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标签。“学历获取地中心主义”在学界流行，实际就是把这种知识权力结构内化——把发达国家的学历看成是最有威望的象征，默认它们代表着“先进知识”，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学历则抱有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把它们视为落后和低质量。

权力和资本塑造了学历等级序列，西方一流大学博士—国内名校博士—其他发展中国家博士，依次递减的隐性等级对应着“正统—次等—边缘”的知识地位。这一结构性偏见否定了南方国家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压制了南南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可能。在刻板偏见影响下，非西方知识体系遭到了系统性的贬低，对人才评价的标准变得扭曲。

2022年中国内地学生留学的前二十大目的地（单位/人）《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4-2025）》

知识自主与南方路径：冲破西方中心的人才标准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垄断已成为全球南方的一项时代课题。“南方留学战略”的核心正是不再把西方视作唯一参照，而是主动构建南南之间的知识合作网络，这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重要尝试。优秀的文科生去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大学深造是有益的，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去殖民化的知识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当地社会，能发现被西方话语忽略或曲解的内容，融入当地知识和经验，从而挑战现有西方理论框架里的中心主义。

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战略性留学绝非对低质量的妥协，而是对全球知识版图的重绘和南方自主性的重申。它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单向度的人才流动（即从南方输送到北方），通过加强南南交流，促进知识在全球南方的生产与共享。

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国家的优秀大学和科研机构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区域知识创新的枢纽和南南合作的节点。比如马来亚大学等已经能够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通过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带动整个区域的学术提升。非洲、拉美也各有一些学科见长的高校，可以通过网络结盟、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南方留学战略”追求的不是降低标准自甘落后，而恰恰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追求卓越：以符合自身实际的方式培养高水平人才，发展本土知识体系，同时摆脱对西方话语和评价的过度依赖。

从发展中国家留学归来的文科学人，可以把其他国家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丰富和扩展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世界知识版图是多极化的，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价值同样重要，不能仅仅以经济实力来判断一个国家掌握多少知识。

只有当我们敢于走出西方话语的阴影，开拓属于自己的全球知识网络，以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人才为目标去发掘并培养一批“留学南方国家的博士”，锻造对他者的理解力和对全球南方视角的洞察力，打破思维定式，增强全球胜任力，中国才能在未来国际上的学术秩序中掌握更多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