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毕业，同村的同龄孩子中只有小扎考上了初中，要去靠近县城的一个镇子上读书，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有空回村里。三年后，她又踩着分数线考上县城高中。

对这个在村寨里“野”大的姑娘来说，彻底离家的集体生活格外难熬。与城里同学的学业差距、生活条件的落差，遭遇的霸凌与歧视，都让她敏感又自卑，拧巴的青春期至今回想起来仍带着酸涩。

其实如果一直处在村寨里的环境，小孩子对贫富是没有多少概念的，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嘴馋也就最多惦记隔壁邻居家的桃子、梨，还有大米饭。

小扎特别喜欢大米饭，但当时家里种的谷子只够交公粮的，根本吃不上几口，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念想，睁着眼睛想，闭着眼睛也想。

到了汉族学校，这种渴望更加强烈：城里孩子什么都有的吃，肉包子、油条，麻辣土豆片……

“馋啊，每天睁眼就是馋，啥也吃不上，就是忍着。”她想起有一回，姐姐捡到两毛钱，终于买了个肉包子，结果就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姐妹俩分包子，一激动掉地上了，“我俩看着那个包子就想，到底捡还是不捡，最终馋战胜了一切。那是我第一次吃上肉包子。”

学业上的追赶同样吃力。看着身边不少村寨来的同学陆续退学，男孩外出打工，女孩早早嫁人，小扎也曾动摇，觉得读书只是给家里添负担。她甚至在书里自嘲：“在课堂上，我常常觉得自己仿佛一只尚未进化成人类的人猿。”

但很快，一件事改变了她的想法：高中室友和一个四十来岁的已婚男人好上了，怀了孕后逃学去做人流，她的母亲来学校大闹一场，当众狠狠厮打女儿。没多久，室友便突然退学了，成为了小扎学生时代里无数退学女同学中的又一个。

看着空荡荡的床铺，小扎突然后怕：退学以后，这个室友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她能坚持到高考，会不会是另一个结局吗？那如果自己放弃读书，又会是什么结局？

带着这样的惶恐，高考来了。但小扎考得不理想，没考上大学，也没被少数民族特招班录取。

当时，很多广东工厂来县城招工，包吃包住、月薪四千五的条件很诱人，不过小扎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还是想读书，不读书就会往下坠，必须读书。”

最后，在阿爸的建议下，她报读了一个师范类型的大专，被一个文秘专业录取。

从“想退学”到“主动求学”，很显然的是，从那些退学的女孩身上，小扎看到了，读书之外的那条路到底是怎样的。

而她，也真的靠着这份坚持，走出了与村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大二时，她抓住去边境小城电视台实习的机会，最终成功考编顺利留任，在同学们一头扎进找工作大潮的时候，已经提前就业。

小扎坦言，那时，她像鬣狗看到羚羊尸体那样扑上去死死咬住机会，因为“电视台”三个字是她那时为止听到过的最洋气的词。

大专时，班级统一定制了正装。小扎在大专宿舍里

大概在2014年前后，小扎的姐姐也从大学毕业，在省城做导游。姐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小时候更苦一些，去镇上读书要走四个多小时。

两姐妹的“风光无限”，也给村里带来了变化。

“爸妈说，因为我，村里的女孩们也被家里要求上大学了，至少也要读个专科，‘像他家老二一样，考个工作’。”小扎说，族人看到姐妹俩靠读书走出大山，逐渐有了“女孩读书也有用”的观念转变，开始要求或鼓励自家小孩读书。

“其实我们那边不是专门不让女孩读书，关键是过不了汉话关。很多族人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没能走进学堂。有些女孩觉得读书不重要，加上语言障碍，就放弃了；男孩里也有人觉得‘不如打工’。”小扎补充道。

但无论如何，“读书改变命运”的种子，终于在这座偏远的村寨里，扎下了根。

村寨教会我的事：先活下去

步入职场后，小扎形容，她过了一段“轻飘飘”的日子。

她成为了一个传统观念里的“成功人士”：电视台工作顺风顺水，深受领导器重，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尊严；婚姻也圆满顺遂，嫁给了家境优渥的丈夫，在城里买房安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小扎在书中写道，变数发生在某一个夜晚，当时她遇上了一起儿童集体乞讨事件：一个来自贵州贫困村落的男子，受村民托付，带着几乎全村的孩子进城乞讨。

由于案件不涉及拐卖，又是异地管辖，民警最终只做出了警告教育，便催着男子将孩子们带回村里。

小扎很疑惑，“如果他带着孩子中途下车，还是会继续乞讨的。”而民警表情很复杂，“是这么个事，但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了。”

这件事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串联起过往诸多见闻。她突然意识到世界的残酷，很多努力似乎都是徒劳，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但她又是一个很感性、很容易共情的人。和观察者网的对话中，小扎提到2021年因极端暴雨引发的郑州地铁5号线事件。

看到新闻报道里说，有个瘦瘦小小的年轻女孩被困时失温遇难，软绵绵地躺倒在地，在惊恐障碍的影响下，她又感受到那股喘不上气的窒息感。

“这个时候我迫切需要一个东西来安抚我，所以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家里那只大黄狗。”

狗狗送别小扎离开村寨

从工作的第七年开始，小扎开始每天不可抑制地怀念乡村和森林，怀念那些陪伴她长大的小动物们，怀念趴在狗狗怀里的宁静。下班后，她会固定去公园走走，坐在树下闻着青草香味，假装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牧牛的午后。

再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尤其是疫情时惊恐障碍的频繁发作，她做出了两个在长辈眼里堪称“离经叛道”的决定：辞去电视台工作，和丈夫友好离婚。

兜兜转转，34岁的小扎重新回到了村寨。

“以前一门心思想逃跑，因为觉得寨子里的生活太苦了。如果一直待在村里，或许不会觉得苦，可偏偏我出去读了书，见了外面的世界，有了对比就觉得城市是好的，现代是好的，村子是不好的，是落后的，是愚昧的。所以拼了命想逃，逃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