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同于欧洲

指望下一阶段会以某种方式复制过去几个世纪或几十年欧洲的典型情况是不现实的。谈到未来的区域安全，必须摆脱传统的认知模式和过于熟悉的解决方案。与俄罗斯和西方利益重叠的欧洲不同，欧亚大陆缺乏一个可以通过建立类似赫尔辛基模式的集体区域安全模式来解决的共同基本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将不会有对立的大国或集团，它们的平衡将优先考虑利益。在欧亚大陆，没有二等国家或二等利益，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无法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任何其他国家。

正如我们所见，欧洲体系背后的权力平衡不能被视为解决方案，因为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不会在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竞争。换言之，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力量和影响力平衡——即使偶尔出现紧张局势——也不会影响它们的生存机会或实现发展目标的机会。

欧亚大陆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确实存在，但他们体现在国际政治的全球层面上。这些分歧在欧亚大陆并不重要，而欧亚大陆在合作方面至关重要。

四、权力及其情绪

尽管欧亚大陆的构成独特，是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并未脱离国际背景和历史模式。在经历了一段相对高度监管和依赖机构的时期（这一秩序始于1945年），国际关系已恢复到“原始设置”。权力仍然是一个关键类别，权力的使用（或威胁使用）重新成为需求。此外，领导人的情绪和个人品质，与国家战略文化相结合，现在比两极对峙时代建立并延续至过渡时期的既定秩序、规范和规则更能塑造大国之间的互动。

恐惧和愤怒是国际事务中的两种重要情绪。除了现有情况外，它们还会根据各国的历史经验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得以体现。恐惧，从忧虑到焦虑和恐惧，是国家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愤怒，从恼怒、怨恨到暴怒，同样驱动着国际关系，并表现为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报复和暴力行为。恐惧和愤怒往往不仅驱动着政治领导人，也驱动着整个社会。这些情绪影响着安全的安排和理解方式。

有时，各国会从武力立场和由武力衍生的情绪（如平静和坚定）的立场观察国际进程的演变。权力感是主要军事大国之间关系的重要驱动力。恐惧和愤怒等基本情绪，以及源于自身优势感的平静，再次像过去的历史时代一样，决定了两种关键战略之间的选择：歼灭战略和阵地战略（annihilation and positional strategy）。

歼灭战略始终依赖于资产和军事力量的显著优势，采取主动行动并迅速压制对手。

相比之下，阵地战略则放弃主动权，允许前进的一方采取行动。它依赖于集中和逐步积累资源的重要性。任何采用这种战略的人都会尽可能地避免决战，并且只在他们认为自己不会输的时候才会参战。通常，时间青睐那些采用阵地战略的人。

传统上，大多数欧亚国家都优先考虑阵地战略。例如，中国《孙子兵法》就体现了古典欧亚军事思想，其中概述了阵地战略的原则：“为将帅者，上者罚谋，中者伐交，下者伐兵。” 在俄罗斯，耐心和愿意承受长期对抗一直是军事和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这在中世纪莫斯科王子或1812年卫国战争将领的战术中就体现了这一点。

这些推测与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直接相关。在权力平衡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的美国越来越多地选择进攻性和挑衅性政策。这一政策并非源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而是源于对对手挑战的愤怒和沮丧，以及对低估这一挑战规模的内部反对派的怨恨。除了愤怒之外，还有恐惧和焦虑，担心不断发展的趋势可能会导致美国出现一种陌生且令人不安的局面，即权力平衡将向东方转移。

情绪冲突是后制度世界的一大特征。

权力平衡将向东方转移引发了美国的焦虑和愤怒

五、一种不同的会议

欧亚大陆缺乏能使任何特定大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不存在竞争。每个大国追求自己的利益，权力平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艰难地形成。然而，欧亚大陆的优势在于，除了少数例外，各国之间没有充满恐惧或愤怒的长期或根深蒂固的冲突。

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没有为实现其重要目标而相互争斗的客观需要。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可以容纳不同的文化、文明和外交政策重点。这就是为什么欧亚大陆能够依靠一种耐心的定位战略来达到平衡，这种战略植根于沉着的自信、坚定和共同利益。

欧亚集体安全体系不能依赖于规定明确义务的军事同盟原则。集团纪律（bloc discipline）或僵化的制度结构也不行。如上所述，欧洲在1970年代作为泛欧洲进程的一部分建立的模式也行不通。然而，以前出现的“安全与合作会议”概念非常适合欧亚空间，可以作为各方涉及所有问题、持续进行多边磋商的机制。

与欧洲的主要区别在于，欧安会/欧安组织（CSCE/OSCE）最初是为了在欧洲划定势力范围而成立的，后来演变成维持大西洋垄断的工具。这两种选择在欧亚大陆都行不通。欧亚大国之间平等分配维护稳定与安全的责任，其基础是放弃任何特定国家的主导地位。

多中心原则最早出现在1997年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共同利益、平等，以及对以集体方式解决安全问题的承诺，例如共同边界的非军事化、向大国之间的中小型缓冲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原则现在具有多边性质。

欧亚安全不能依赖封闭的架构。它不体现在单一的国际组织中，而体现在一个由双边和多边协议以及各种协会或联盟所组成的一个网络中，这个网络共同涵盖了集体安全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方面）。减少外部势力的存在，减少它们利用中小国家的恐惧和愤怒来挑起欧亚大陆的紧张局势，并降低它们干预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安全体系将侧重于在地区行为者的参与下解决所有重大冲突。

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使得实现绝对的政治目标成为不可能的主张。现在是取得相对胜利的时候，达到绝对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欧亚大陆观察到的所有重大冲突，例如俄罗斯与西方、美国与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都是基于阵地对抗，歼灭战略的风险极大且大多无效。欧亚安全架构在军事、政治和武力方面，将恰恰依赖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和国际关系的总体趋势。

六、安全与优势

现代国际安全是一个超越军事和政治框架的复杂概念。正如竞争涵盖文化和经济等所有领域一样，安全也具有复合性质。常识表明，经济合作为无对抗的政治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

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关系过去非常牢固。即使在2022年，贸易额也达到2586亿美元。欧盟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能源的主要市场。早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政治原因，例如允许俄罗斯企业持有欧盟管道资产股份或欧宝等个别公司的股份，这样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就受到阻碍。

高贸易量无助于防止关系恶化，政治对话破裂。即使在2014年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也同样高度相互依赖。2021年，贸易额达到122亿美元，但这并没有缓解政治分歧，反而加剧了政治分歧。2010年代初，一场看似和平的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排他性问题导致了一场深度危机的爆发，最终以武装冲突告终。

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达到最高水平（2023年贸易额达到690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政治竞争也不断升级，华盛顿试图通过采取限制措施等手段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相反，在贸易额超过1000 亿美元的情况下，中印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正在演进。

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非线性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经济利益可以为政治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但无法使各国在根本安全问题上避免对抗。

七、政治化及应对办法

当今世界经济在金融和贸易方面高度全球化。全球化大大降低了成本，简化了供应链，并将多个经济体整合到技术和增值链中，从而促进了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和现代化。美元已成为进行国际支付和建立储备的便捷工具，而技术平台则将各国整合成一个单一的经济有机体。

然而，全球金融、技术、通讯枢纽网络的“重要器官”仍然处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管辖之下。美国正在丧失信誉，因为它利用经济相互依存网络来获取政治利益，但目前还看不到成熟的替代解决方案。

鉴于美元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切断个别公司或个人的美元支付渠道可能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损失。根据SWIFT的数据，美元占该国际支付网络处理的交易的48.03%，而欧元的份额已暴跌至23.2%。金融制裁是美国工具箱中的重要手段，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也广泛使用这种手段。

俄罗斯已成为此类措施的主要目标，尽管来自伊朗、朝鲜、中国，甚至土耳其、阿联酋等美国盟友和伙伴的个人也受到这些制裁，尽管程度较轻。

贸易和技术关系也已成为热门的政治问题。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全面禁止进出口。美国立法要求使用美国制造的技术、制造设备和软件的国家遵守出口管制。进口限制涵盖俄罗斯的石油、精炼产品、黄金、钻石、钢铁和其他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尤其是电子产品和电信领域的出口管制正在收紧。

中国电子服务在美国被禁止，一些公司在西方国家面临合同限制。伊朗受到全面出口和进口禁令，对朝鲜的禁令则更为严厉。甚至欧盟公司也被迫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以避免受到二次制裁。

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制裁手段包括设定俄罗斯石油运输的价格门槛，对与伊朗石油业进行大规模交易的制裁，以及对使用海域和空域、港口、机场、门户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限制。受制裁的个人无法使用现在的常规服务，例如电子邮件、音频和视频文件聚合器，更不用说工程和其他技术领域更实用的在线解决方案了。

目标国家确实做出了回应。俄罗斯和中国已将阻止金融制裁的手段纳入其法律。俄罗斯已实施制造设备出口禁令，并对不友好国家的经济代理人实施了特殊措施。中国正在战略经济领域实施“双循环”体系，并投资开发自己的技术。伊朗，尤其是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部分或近乎完全的自给自足状态。美国的盟友正在考虑金融资产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