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莫天成、吴哲】

早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经常打“中国牌”，说中国更希望拜登上台，拜登会对华更加友好。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在，拜登政府的执政团队已现雏形，我们对拜登的对华策略，也能有一个初步预测了。

就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这种强硬政策在拜登执政期间不会有太大改变。然而两届政府执行和实施此方针的方式将会有很大不同 ——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是在用“泰拳”挑衅中国，那么拜登团队很可能会通过“柔道”的方式去达到同样的目标。在未来，拜登团队将继续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开展强硬的对话，但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们私下亦会为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一定的努力。

拜登执政第一年，美国国内难题已经足够多（图：新华社）

拜登政府第一年的首要任务即是解决美国国内的危机，其中包括战胜新冠疫情（COVID-19），刺激国内经济的V型复苏，协调种族间关系，与其他国家一起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若在任期的第一年，拜登政府无法控制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传播，减少感染和住院人员的数量，共和党很有可能会在2022年重新获得国会的控制权，并让他和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失去将来2024年的连任。也就是说，战胜新冠疫情将会是他接下来这一年内最为重点关注的问题。

纵观拜登的团队，他与他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大多为欧洲派，因此他们在就职第一年里，外交方面的重点关注对象将会是前任总统搁置了很久的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和欧盟，而伊朗和朝鲜方面的问题也会重新提上日程，以色列亦会在下一个目标“任务”之中。

整个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的外交事务团队均来自奥巴马/拜登（Obama&Biden）团队，而这当中有许多人在美苏问题上投入了毕生的职业生涯，因此他们在美苏问题上面拥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执政期间，这些人都深度参与处理了与俄罗斯有关的多项敏感危机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美国非洲裔的团队官员以外，其余的官员全部都是欧洲血统，与欧洲或前苏联有着家族、祖传或文化上面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处理自己熟悉的事情总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这些官员亦会自然而然地，将重点放在欧盟和俄罗斯上。

美国一直将欧洲视为自己的后花园，而俄罗斯则是总爱在栅栏边上“虎视眈眈”的邻居。但最近中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加上其“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早期成就，会让许多美国外交事务领域的人都对另一位可能会进入其“后花园”的“入侵者”感到震惊。特朗普政府未能在其欧洲盟友中完全封锁华为，给美国带来一项艰巨的挑战，而美国军工复合体也不会让拜登/哈里斯团队忽略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拜登/哈里斯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为被特朗普削弱的北约提供支持，防止弱势的北约成员溜走，并减缓中国对美国在欧洲战略利益的潜在威胁。

拜登个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恢复与欧洲和北美盟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牢固和信任关系将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他用“美国又回来了”来称呼这项政策。拜登“重返欧洲”，会不会导致欧洲加入制裁中国企业的行业？我们还不得而知。如果拜登尝试用“同行压力”来限制中国的灵活性和影响力，这毫不奇怪。拜登更喜欢与联盟和团队一起达成目标，而特朗普则选择了独行侠的道路。

因此，在未来四年中，中国必须对欧洲方向的变数做好准备。

至于更直接的对华政策，由于拜登团队仍集中精力在处理新冠疫情、经济危机、种族关系等国内事务上，除非有拜登政府没预料到的外部因素出现，不会立即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目前美国在台湾、香港或新疆问题上有些剑拔弩张，但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大部分问题仍将是“背景杂音”。

我经常思考，有多少来自肯塔基、阿肯色、德克萨斯或其他州的美国父母，会同意让他们的子女为一个10000公里以外，台湾华人居住的地区去战斗并战死？或将儿女们的鲜血撒到一个比罗得岛州还小的城市香港，只为了那里的一些中国人之间的内部分歧？然而如果有人去北京或广州，问那里的年轻人是否准备战斗并死去来捍卫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主权，答案很可能为“是”。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得到中英以及世界各国承认的。况且，就算中美在这些地区发生战争，中国军队也有着重要的主场优势。

至于新疆，其实鉴于美国人对穆斯林的恐惧，他们对新疆维吾尔族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更多在于为反对中国政府找政治借口。你甚至有可能会见到一些抱怨中国不公平对待维吾尔人的美国人，不能正确地拼写“维吾尔人”这个词，甚至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找到乌鲁木齐。

当然，就中美关税问题而言，我们不应期待在拜登政府的管理下，特朗普提出的关税会迅速回落。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考虑，针对中国技术和通信公司的施压很有可能会持续存在。

对此，我们应该要清楚，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与他相信或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关系，他做的决定和制定的政策通常只是反映政治利益的博弈，这其中涉及的利益群体包括美国商会、主要国防承包商、以及一些发声能力极强以至于能在国会投票时获得回应的左翼或右翼的极端分子。于此同时，总统的主要顾问亦像是这一大碗面团中的酵母一样不断发挥作用。因此，若我们试图弄清拜登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和决定，特别是长期计划，就像试图弄清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天里大量蝗虫将飞向何处一样困难。

回顾历史，美国国会对外交事务几乎没有兴趣，除非那里有“猪肉”或“培根”（合同、资本、工作）能被带到某位国会代表的家乡或他们需要获得选票的地方。譬如，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中西部国会议员的重要议题，是由于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原因。同时，全球化以来制造业岗位在“铁锈带”地区流失的问题，使得中国成为了位于“铁锈带”的国会议员眼中的敏感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比其在国内问题上具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是由于总统任期的限制、主要总统顾问的高离职率、各种游说团体的潮起潮落等问题，从长远来看的话，所有总统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也不过是一系列针对当前（国内外）危机的应激反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因政治竞选需要所出现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