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及指标计算，1978年到198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上升；1985年到199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1995年到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较为稳定；2009年到 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得益于国内社会经济及产业发展促进了居民收入稳步增加、购买力增强、有效消费人群扩大，从而推高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疫情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六成左右。疫情暴发至今，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地方政府及城投公司去杠杆等因素叠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更加衬托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升。因此，扩大内需应该致力于并始终保障就业稳定和工资水平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等。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测算出2023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调整导致这一数据严重失真，实际情况并非有效需求增加。但短期来看，这一数据对于分析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很有意义，毕竟在短期内，消费驱动才是内生动力。

摆脱消费困境的常规操作

综上所述，国内当前的消费困境概括如下：

一是，政府发放消费券只是遂了“真实消费”意向者的愿，长期来看消费券的商业促销效果欠佳，商家观望成风，消费者的心理也发生巨大变化，新的消费意愿很难被凭空激发出来，无法形成持续性消费流和正向循环。

二是，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很难继续通过鼓励贷款催生消费；虽然不排除结构性贷款需求，如经营贷款仍有空间，但目前的经营环境欠佳，有待观望。

三是，居民收入不稳定，降薪、裁员预期挫伤消费力，在投资品不足时，储蓄避险是人之常情。

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居民三个部门模型中，最具主动性的就是政府，企业和居民通常闻风而动、顺势而为。因此，想要真正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政府可以尝试推行的举措如下：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指导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包括新增和存量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生产积极性，降低债务负担，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政府可以酌情给予金融机构一定补偿，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国有银行资本金等方式维护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缓解金融企业压力。

其次，当前经济转型的大方向有二，高端及新兴产业的突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耕细作，顺应理性的消费需求转变。因此，政府可以顺势加大对企业减税、降费等优惠力度，针对性资金补贴、金融支持、政策优惠，在稳定生产、促进就业基础上，兼顾产业转型与升级。

再者，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突出社会保障职能，精简公务员队伍，强化服务理念，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机抉择，始终围绕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物价稳定、均衡分配等目标，适时调整阶段性目标，促进公平、兼顾效率。上述举措中的大部分，政府其实已经实施或者正在研究制定对策，只是程度和施策顺序等尚需审慎权衡、充分论证，我们拭目以待。

GDP这个指标，是不是该弃用了？

基于前面的宏观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投资和出口的数据相对消费数据偏弱。一方面，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中中国角色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果，需要时间证实，也需要我们的耐心等待。

不过，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角色转变。多数专家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当被动、阻碍颇多，于是自然而然就转向“国内产业升级”论调。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但若考虑时间因素，我们在转型过渡期该怎么办？

扩大内需势在必行，扩大外需存在一定阻碍。发达国家加征关税限制产品进口，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的购买力不足。在双重不利因素下，服务出口可以发力，旅游签证进一步放开、鼓励软件外包和咨询服务等。投资也应该继续发力，合理开展政府投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加大民间投资力度，高水平开放，继续吸引外资。

是否存在其他防止经济失速的路径呢？充分发挥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向下兼容，可能是条好路子。利用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加大优势产能输出，带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

有人会怀疑这是变相的“产业转移”，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增大就业压力。这种担心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更多的是制造焦虑和恐慌，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任何建设性意见。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和“吸引外资”并重的战略，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性不言而喻。已有的统计数据可以证明：

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11299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701亿美元），首度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8132亿元（折1260亿美元），后续年度OFDI增速放缓，被FDI反超，这一差距在疫情期间被再次扩大。2022年度，FDI为12327亿元，同比增长6.3%（折1891亿美元，同比增长8.0%）；OFDI为7859亿元，同比增长7.2%（折1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8%）。

OPPO印尼雅加达工厂 图自中国经济周刊

水平型OFDI确实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但行业及品类调整等差异化战略也可以减缓或规避出口替代。效用较好的垂直型OFDI会促进中间品的出口，抵销出口替代。至于OFDI是否会引发产业转移，还得理性看待。

产业转移是个中性词汇，不宜谈“转”色变。一般来说，生产链条铺设和场地选择是由低成本和近市场综合决定的，涉及用工成本、要素成本、辅助品成本、运输成本等，还要兼顾气候环境、税收、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对冲，是企业权衡生产与消费两端的自主选择。不必凡事上升到政治或道德层面。

在政府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有助于优化企业的合理决策：水平型、垂直型OFDI，发展跨国业务和新建业务，实现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循环的联动。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GNP（国民生产总值）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是否计算我国居民企业的境外生产净值。随着中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果，OFDI数据也保持在较高水平，甚至曾超过利用外资数额，GNP指标或许更能准确刻画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指导国内与国际两大循环互动。因此，未来改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会不会是更好的策略？

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外部因素在于实事求是、合理引导预期。当前中央不断强调中国经济“光明”论调。从宏观层面讲，中国经济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但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衣食住行，两厢之间的“温差”不容忽视。

政府合理有序公开社会经济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做好解释，让社会各界了解更加全面的经济面貌，也许是更长远的策略。经济环境存在波动，习惯和适应未来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间内经济缓慢增长的事实，消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个体也很重要。接受现实并不等于悲观厌世，理性才能坦然。毕竟经过过去几十年的艰辛发展，取得的成绩是瞩目的，留下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这些积累是下一阶段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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