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让利”其实是个伪命题

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经济增长放缓的转型期，诸如“国进民退”、“国企挤出民企”等争论不绝于耳，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众深厚的关切。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类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政府从未出台任何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和壮大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何况这本就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悖。同时，政府也未扩大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进入“禁区”，即使有阶段性的收紧或对个别领域的限制，也并不是以鼓励国有企业进入为目的。

比如为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对教培、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整改，旨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减轻教育压力和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保护民众财产安全。再比如，早些年对过剩产能的限制，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内大批民营企业破产倒闭，而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主动降杠杆，又有一批民营企业违约、重组，等等。这一系列举措难免让人产生“打压民营经济”、对民企“卸磨杀驴”的误解。但问题是，上述限制和整改只针对民企吗？国企就能豁免吗？

细细讲来，民间的埋怨与质疑，很大一部分并非反对针对行业问题的整改，而是对整改手段过于粗暴、方式过于简单的不满，不仅没有合理评估负面影响，更没有妥当的缓解措施，治标不治本，重堵轻疏。以教培行业为例，“野蛮”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中高考升学机制的“指挥棒”效应，再深层次则是社会的人才选拔体系和价值观取向，当然横向来看，还有人口、产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发展失衡等等。这也对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施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接着，也许有人会问：国企给民企“让利”不也是改革方向之一吗？国企天然具有资源优势，但效率低下，既然如此干脆让民营企业上，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乍一听很有道理，但话语逻辑过于简单。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系列偏差和纠偏的往复。与民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均以独立的主体角色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同接受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政府通过制度体系建设和政策工具来实现经济管理。

根据前面的分析，所谓“民退”实则是对整改方式的不满，而“国进”更多的是臆想，也是对所谓“民退”的忧虑。

一般而言，以下两种情形容易让人产生“国进民退”的误解：一是金融资源更倾向于国企，这本质上是金融机构避险“逆向选择”的结果，属于市场失灵，因此政府要求金融机构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二是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依赖国企，导致某些政策会在某个阶段向国企倾斜，比如某些新兴行业或战略行业培育期，政府实施的引导措施。

除此之外，在大多数领域，民企和国企等各类型企业通过市场化竞争获取市场份额。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创造和引导，市场供给因物美价廉和差异化而丰富多彩，民企有民企路径，国企有国企责任，外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有自己的制胜法宝。国企无意挤出民企，更没有必要让利于民企，真正需要的是继续深化改革，重视并践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做到“一视同仁”。

国企不会彻底退出经济运作，相反可能会承担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包括维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使命，与民企等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并维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先导方和列后方身份参与产业培育并引导、维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多样化等。当然，国有企业的包袱和问题依旧很重，人员冗余、效率低下、同业竞争严重等，只有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政企分离，才能让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到那时市场自然会决定“国进”还是“民进”。

资料图/大公网

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再多的政策利好，也必须基于“打铁还需自身硬”。

笔者此前在观察者网发文谈民企现况，很多朋友在留言中提了很多意见，如民企缺乏社会责任心、缺乏科技进步、缺乏劳动权益意识等等，民众有这些怨言恰恰也说明社会对民企有着更大的期待。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民营企业功不可没，四十多年间民营企业家勇立潮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得意失意皆成往事，但似曾相识的抉择仍在上演。民营企业家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有些人乘着改革春风扶摇直上后便自命不凡，风向变了却浑然不知，怨天尤人，固步自封；陷于旧格局而不愿自我革新，无法力挽狂澜，只能短暂喘息。不过，也有一部分人不时回头看，自问创办企业的初心理想是否还在。所以，企业家与资本为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不被资本裹挟，逐利本性被社会责任框住，企业家精神才能永恒。而企业家精神支撑着企业探索与创新，跨越周期，与时代同行。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不一定是最勇敢的，但肯定是最懂水性的。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培育了民营经济，一批又一批的民营企业涌现出来，反之又推升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民营企业理应继续保持对市场的敏锐，充分研判市场动向，结合宏观政策及产业发展规划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通过吸收优质资源、寻求多元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实力，才能实现“夺利”。

这里有一组较新的统计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大作用：截至2023年5月底，我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达到5092.76万户，占在册企业总数的92.4%。截至2023年7月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8万家，民营企业高达95%。截至2023年11月27日，A股上市民营企业3553家，接近七成，其市值合计34.87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39.19%。对外经贸大学的屠新泉教授曾用“五六七八九”描绘民营经济，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在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制作蚕丝被（3月16日摄）。新华社编辑 毛俊 摄

从大政府到强政府：破除民营经济“放乱管死”怪象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要凭借法治制度，依靠一系列运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涵盖生产、流通及消费等多个环节，涉及市场秩序、市场主体、不同行业、税收、投资、贸易等更为细分领域。法治建设应适应市场，要义明确，及时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修订条文或规则。

执法过程也很重要，部分地区和领域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各地执法尺度存在差异，解释空间过大，导致监管套利频现、一事一议等特殊待遇层出。因此，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执法队伍更要精干严明，这样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真正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才能合理且充分。

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能。政府通过实施财政及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支持促进行业发展，规范和引导企业竞争，凡符合条件的企业，均一视同仁，不分属性。

民营经济贵在活力，乱在法治观念淡薄，因此“放”不是“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明确“限制进入”，“管”不是“事事干预”，而是 “明令禁止”并严格执法。强政府，并不是强权政府或强势政府，而是法治政府。如今民间针对民企和国企的争论，无外乎“民企不听话或受管教多”和“国企大而不强或特权多”之类，只要我们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相信这些争论都能得到平息，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市场信心需要呵护，经济发展成果需要巩固，中国经济“光明论”是靠每个人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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