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帐篷难民营的空袭接连不断。阿尔及利亚再度介入，在本国廷杜夫划出土地，设立五座难民营，这里后来成为流亡政府的驻地。即便以撒哈拉的严苛标准衡量，廷杜夫生存条件依旧残酷：地表寸草不生，饮用水依靠卡车输送；常年无雨，一旦降雨，土坯房屋便会被冲垮。1991 年联合国人员抵达难民营时观察到：当地青壮年男性大量缺失，半数以上人口未满十八岁。

同年达成停火，附带一项核心承诺：举行全民公投，由专门设立的联合国特派团组织落实。这场公投最终从未落地，症结来自人口统计的博弈。1974 年西班牙人口普查登记萨拉威人口约七万四千，波利萨里奥阵线坚持以此作为选民基数。摩洛哥则认为普查严重失真，计划提交两倍以上的选民名单；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看来，这是把迁入的摩洛哥定居者登记为本地萨拉威人。彼时摩洛哥已经开始向争议土地大规模迁移本国公民，协助部分人前往联合国身份核验中心登记。祖内斯与芒迪作出明确法律判断：将平民迁移至军事占领领土，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性质等同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推进定居点。两年身份甄别工作在分歧当中彻底停滞，公投被无限搁置。科菲・安南的特使詹姆斯・贝克，1990 年代末两度尝试斡旋：他提议萨拉威人接受摩洛哥主权之下的自治，替代独立诉求，遭到拒绝；他又要求摩洛哥接受五年自治期满后举行公投，同样被拒。双方互不让步，但只有一方耗得起漫长对峙。

摩洛哥掌握时间优势。它稳步拓展外交空间，2017 年重返非洲联盟，结束长达三十三年的缺席。当年之所以退出非盟，正是因为非盟接纳了萨拉威方面宣告成立的实体作为正式成员。

这一点，是西方绝大多数西撒哈拉报道刻意省略的关键事实，也最能揭示这场争端的本质：非洲本土多边机构承认萨拉威一方的地位，摩洛哥宁可退出组织，也不愿与之同台议事。该实体至今仍是非盟成员国，全球约四十七个国家给予不同形式承认（中国不在此列）。在联合国的官方分类里，西撒哈拉是非洲大陆仅剩的非自治领土 —— 非洲最后的殖民地。

而这份悬而未决的殖民遗留，后来被卷入全新的国际交易。2020 年 12 月，美国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这一安排被明确纳入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交易。背后逻辑毫不隐晦：两个依靠武力取得土地、各自修建隔离屏障、对国际舆论置若罔闻的国家，完成相互背书。拜登政府并未推翻这一决策。摩洛哥的占领，第一次拿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认；站在拉巴特的视角，联合国框架下的争端解决，自此很大程度沦为学术议题。

隔离之墙：走上街头的女性抗争者

本穆萨将这道隔离屏障与中国长城并举，同时清晰点出二者的本质区别：长城由石材筑成，而这道沙墙的构筑原料是沙土与炸药，布满反步兵、反坦克装置。在他看来，这道屏障既违反国际人道法，也违背生态环境准则。但当他道出萨拉威民众赋予它的名字时，他谈论的早已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

这道墙割裂了无数家庭。亲人隔墙相望，分居东西两侧。“我们称它‘耻辱之墙’，只因它对普通人施加的一切伤害。”

近四十年来，此起彼伏的年度抗议从未推倒这道高墙，本穆萨也从未夸大街头动员的效用。这些持续的抗争，承载着更为隐秘且珍贵的意义。“我想，很多人至今从未知晓这片土地的苦难。”一道长度远超柏林墙的隔离屏障，在北非之外鲜为人知。而外界仅有的零星认知，全部来自墙下民众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发声。

谈及责任归属，他语气平静、态度明晰：根源是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修建高墙、实施封锁的占领方，需要承担直接责任。在他看来，破局的关键并非拆墙，而是民族独立——一旦独立实现，拆除这道耻辱之墙，必将是民众最先推进的事务之一。

在被占领的城区，街头示威的主导力量正逐渐转向女性。本穆萨对这一现象的解读，远比外界温情的叙事更为冷峻、真实。

“占领当局的打压重心始终对准男性活动人士。一名男子哪怕仅参与一次示威，就可能面临二十年牢狱之灾。严苛的镇压，彻底锁住了男性的抗争空间。于是女性挺身而出，填补了街头抗争的空白。”

这段表述需要审慎解读，避免片面误读：这并非意味着女性不会遭受打压。她们同样面临拘捕、殴打、长期监视与人身威胁，本文后续案例便是佐证。真正的区别在于镇压的强度与针对性：当局对男性活动人士实施最重的刑期、最系统性的追踪围剿，男性上街抗争的代价往往是终身监禁；而针对女性的手段，多为短期扣押、当众恐吓与持续监控。正因如此，被暴力挤压殆尽的街头公共空间，最终由女性艰难支撑。这绝非特权与保护，只是相对代价更低、却依旧惨烈的持续暴露与牺牲。

同时他澄清，不愿让外界将女性的抗争曲解为“被动补位”。在萨拉威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男女参与者从未被区别定义，彼此互补共生、共担责任，女性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早已镌刻在抗争进程之中。“我无法想象，没有女性参与的萨拉威国家建设。”

本穆萨表示，马赫富达·法基尔（Al-Mahfuda Al-Faqir）的遭遇是鲜活例证。她被捕后在警局遭受严厉威胁，获释归家时，发现整栋房屋已被警方层层包围。时至今日，她的居所仍处于常态化监视之下。

被强行拖离的马赫富达·法基尔（Al-Mahfuda Al-Faqir）

被掠夺的资源

这道隔离墙，是摩洛哥实现资源掠夺的核心前提。高墙将核心资源区尽数圈入己方控制范围，彻底切断了萨拉威民众对本土资源的支配权。

布克拉矿区（Bou Craa）坐落于此，隶属于摩洛哥国有磷酸盐公司，坐拥全球规模顶尖的磷酸盐矿藏。矿区电力完全依托清洁能源供给，自2013年起，由西门子承建的风电场持续供电。这套运作模式呈现出一种荒诞的反差：一场依托清洁能源维系的军事占领，持续向外输出本土不可再生战略资源，而资源的真正所有者萨拉威民众，全程无法分得分毫收益。

摩洛哥的资源掠夺计划仍在持续扩张。2024年摩洛哥财政法案显示，划拨用于绿氢项目的公共土地中，高达81%的地块位于被占领的西撒哈拉境内。法国能源巨头ENGIE已与摩洛哥磷酸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布局可再生能源、绿氨生产与海水淡化项目，部分核心厂址直接选址于被占领土。已有超千公顷荒漠，依托基础设施改造成为可耕农田，被摩洛哥公开招标出让。当被问及风电项目是否符合欧洲法院确立的“当地民众知情同意”原则时，西门子能源以既定合同约束为由予以回应，声称欧盟相关司法判决不适用于私人商业合约、应当恪守契约精神。

欧洲法院的核心判决值得精准复述。2024年10月，欧盟法院裁定，欧盟与摩洛哥签署的贸易、渔业协定，无权适用于西撒哈拉地区，核心依据是当地民众从未对相关合作予以有效同意。判决同时明确区分了“当前定居人口”与“享有法定自决权的萨拉威原住民群体”——后者的绝大多数早已因战乱流离失所。判决出炉三周内，欧盟委员会联合法、西两国，申请法院更正裁决内容，最终被法院正式驳回。

本穆萨熟知这一裁决及其对产品溯源、国际舆论的影响，却一语道破其现实效力的孱弱。

“放眼现实，一切恰恰相反。如今依旧有大量西班牙、美国等外国企业，在未征得萨拉威人民同意的前提下，公然开采我们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国际决议的根本原因。”

欧洲法院划定的人口界定边界，是整场争端的核心枢纽，也完美解释了诺兰剧组“无处问询本土民众”的困境。本穆萨估算，萨拉威原住民如今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5%以下，即便采信欧洲法院统计的四分之一占比，核心逻辑始终未变。自哈桑二世时代起，摩洛哥便将人口迁移作为核心政治工具，持续向争议土地迁入数万本国平民，配套安置住房与生活补给，从人口结构上彻底改写当地民意基础。所谓“征询当地居民意见”，最终得到的只是殖民移民政策刻意塑造出的虚假答案。

本穆萨将同一逻辑延伸至休达边境事件。2021年，西班牙收治萨拉威阵营领导人就医，摩洛哥随即开放边境，放任大量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以此实施报复与政治勒索，同类事件此后一再重演。他将近期的边境异动，与西班牙拟受理殖民时期萨拉威人国籍申请的政策挂钩，得出极具历史纵深的结论：自“绿色进军”伊始，摩洛哥便始终将平民——无论是本国民众还是他国移民——当作政治博弈工具，先用人口侵占土地、巩固占领，再用人口问题施压、报复异议国家。

十月安理会表决：平衡之下的弃权立场

2025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2797号决议。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投出弃权票，阿尔及利亚未参与表决。决议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的授权延期一年，至2026年10月31日，同时将摩洛哥自治方案正式列为谈判基础。决议出炉后，摩洛哥拉巴特官方宣布放假庆祝。

本穆萨逐字研读决议全文，并不认可摩洛哥的片面解读。他指出，任何政治方案都需经冲突双方共同认可方能生效，且本次决议并未取代、而是并行于过往所有确认萨拉威人民自决权的安理会决议。他的质疑直击核心：倘若摩洛哥方案已然是最终解，争端已然落幕，为何专门为组织全民公投设立的西撒特派团，仍需延期一年授权？对于自决权，他立场斩钉截铁：民族自决是普惠的固有人权，绝非美国或任何国家可以通过投票剥夺的权利。对于摩洛哥的庆祝，他直言：“这是一场荒诞的庆祝，与我们的诉求、与正义毫无关联。”

西撒特派团自1991年进驻，核心使命是组织一场至今未能落地的全民公投，授权已历经数十次延期。多方资料显示，法国多次在安理会阻拦特派团增设人权监测职能，这也让西撒特派团成为联合国少数不具备人权核查权限的维和机构。正因如此，当地的拘捕、打压、解雇、人身限制等侵权事实，只能依靠CODESA等本土人权组织自行记录、依靠平民手机影像向外传播；也正因如此，萨拉威民众多次要求特派团撤离，认为其早已背离设立初衷，沦为占领秩序的背书工具。

至此，叙事将转向中文读者需要完整知晓的视角——中国在西撒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本次安理会表决中，中方立场清晰克制，国内媒体亦有公开报道。表决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发表解释性发言，坦言决议未能充分平衡兼顾各方合理关切，对此表示遗憾。中方始终支持西撒特派团延期履职，呼吁各方加强协作、保障特派团顺利开展工作。在决议草案磋商阶段，中方与多个安理会成员提出多项建设性修改意见，力求让文本更为公平平衡、全面兼顾各方诉求，遗憾的是相关合理倡议未被充分吸纳。基于此，中方最终投下弃权票，并呼吁决议执笔国美国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安理会充分协商、凝聚广泛共识。

傅聪在发言中重申，中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政治解决是化解西撒争端的根本出路，联合国是核心解决渠道，安理会系列决议是重要法理基础，平等对话谈判是唯一正确路径。中方始终期待各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公正、持久、各方均可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保障西撒哈拉人民在契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框架下，实现民族自决。

这段发言值得逐句深究。中方既不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主张，也不认可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告的建国实体，始终秉持中立公允立场：以政治谈判为路径，以联合国框架为依托，同时坚守民族自决的核心原则。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这是最为克制、完整且恪守法理的立场——不选边站队，却绝不回避正义原则。中国官方地图始终将西撒哈拉单独标注，未划入摩洛哥版图，正是这一立场的直观体现。

需要明确的是，弃权并非赞成，亦非反对。这一态度，是支持特派团持续履职、维系争端解决渠道的同时，对决议文本失衡、偏袒一方的明确保留，核心诉求便是“平衡公正”。厘清这一界定，是理解整场争端与各方分歧的关键。

谈及中方的弃权立场，本穆萨没有苛责、亦无客套，只是平静阐述了自己的观察与心声。

“我们与中国秉持诸多共通的原则与理念。帝国主义的本质从未改变，只是在不同国家换了一副面孔，摩洛哥、美国皆是如此。我想对中国读者说：请共同抵制这套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横行霸道的全球霸权秩序。我们应当彼此声援、相互支撑，坚守各自的正义事业。”

我追问他，倘若不再寄望于联合国机制，那他的希望究竟何在。他回答得毫不犹豫。

“我们的底气，源于事业本身的正义性，源于萨拉威人民永不休止的抵抗。我们不依靠联合国、不依靠他国承认，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定义我们的命运。萨拉威人民，拥有定义自身未来的第一话语权，也拥有坚守到底的最终话语权。”

这是一位常年在被占领土记录暴政、见证苦难的活动人士的真实判断，也是无数萨拉威抗争者的共同心声。三十余年落空的公投承诺，彻底耗尽了民众对现有国际机制的耐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民间认知与中方官方立场并不重合。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机制本身，而在于机制长期未能被公正、平衡地执行。因此破局之道，是推动框架回归公平正轨、兼顾各方合理关切，而非绕开现有国际体系。两种认知的差异，正是这片土地五十年争端最真实的现实缩影。

废墟之上的自建秩序

观察隔离墙与跨国企业，看到的是一套掠夺性的世界秩序；观察难民营与自建学校，看到的是另一套不被大众知晓、却生生不息的抗争秩序。

今年2月，本穆萨曾前往阿尔及利亚廷杜夫难民营。他的描述，彻底打破了大众对“难民营”贫瘠、混乱的固有认知。“如今走进这里，你完全不会觉得这是难民营。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它是全球组织度最高、运转最有序的难民营。但我们始终清醒，这里终究是流亡营地，不是属于萨拉威人的故土与国家。”

1975年流亡初期，营地物资极度匮乏，住房、水源、电力全面短缺，加之地处寸草不生的荒漠，生存条件极为严苛。而如今的一切，都是流离民众徒手搭建、自力更生缔造的成果。建营初期，绝大多数男性投身武装抗争，营地的教育、行政、社区治理与民生运转，尽数落在女性肩上，这一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营地识字率从建营之初的5%，攀升至九十年代中期的90%。如今，这里拥有八十九所学校与托育机构，在读儿童超四万名，整套教育体系完全由难民自主运营，一千八百余名教育工作者中，女性占比超八成。1998年落成的本土制药实验室，可满足营地5%的用药需求——这个数字，既是绝境中自救的奇迹，也是对占领方封锁打压的无声控诉。

祖内斯与芒迪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作出如此评价：廷杜夫难民营的社会建设，是后殖民时代最具启示性的社会实验之一。在阿尔及利亚划拨的荒漠土地上，一群无国籍的游牧者、前殖民地民众，完成了自我重塑，以流亡公民的身份，构建起属于被占领共和国的社会体系。营地推行免费义务男女同校的小学教育，开设双语成人扫盲班，并配套托儿服务，保障家长能够安心参与学习。西班牙语自小学起便作为第二语言普及教学，这并非偶然，而是从建营之初就确立的身份传承政策。

两位学者的研究，还提供了一层极易被忽略的关键视角，颠覆了大众对这场争端的固有认知：磷酸盐、渔业、油气资源，从来都不是冲突的核心症结。倘若争端仅关乎资源分配，各方早已达成交易、实现和解。资源掠夺与跨国共谋固然真实存在，但冲突无解的深层根源，是两套完全互斥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任何利益分配方案都无法调和的矛盾。谈及抗争的核心依托，本穆萨的答案，从来不是矿产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