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他们在2018年就划出一片面积不小的土地，并积极游说跨国企业转移产供链到印度，至今已近7年，他们的设想实现了几成？

刘宗义：总体来看，印度在制造业发展上呈现出“点状突破”的特点，即在少数几个行业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智能手机、玩具以及制药业等领域；而在其他众多行业，发展进程则相对迟缓。不过，综合来看，印度制造业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2018年报道：《三星在印度的诺伊达建了“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工厂》

观察者网：制造业有所发展，但为什么在印度GDP中的占比总体却呈现出走低的态势？现在已经降至14%左右。

刘宗义：莫迪刚上台时曾提出目标，要让制造业在印度GDP中的比重达到25%。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从莫迪刚上台时的约17%一路下滑至如今的水平——不同统计口径下，这一比例存在差异，有的说法是降至约14%，也有说法是12%或13%。

不过，若从制造业总量来看，由于印度GDP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按照相应比例计算，印度制造业总量其实是在增长的，只是其增速明显慢于其他产业。这背后的关键原因在于，美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服务业领域。受此推动，印度服务业发展迅猛，其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左右。在服务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自然就相对下降了。

观察者网：说到产业链转移，若美国对华关税长期处于高位——不论是夸张的245%还是现在流传的分级方案，关税税额都远超特朗普对印度加征的关税——您判断，这一差额是否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印度建厂？

刘宗义：即便美国对华关税下调至五六十个百分点，对于企业而言，开展生意依旧困难重重，毕竟很多企业的利润率未必能达到这一水平。

从印度主流媒体所反映的声音来看，大部分印度媒体对中国抱有极深的仇视态度，充斥着幸灾乐祸的论调。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印度方面正借机炒作相关话题。

在特朗普加税之前，印度对中国投资就已提出了诸多苛刻条件，比如要求中国企业员工实现本地化，特别是管理层必须由印度人担任，中方股权占比要严格限制，同时还要求中国企业转移技术。而如今，印度的标准愈发严苛，而中国企业则不得不“低头”。据他们所言，在特朗普再度加征关税后，有中国企业迫于形势，主动降低与印度合资的标准。有一家中国公司正在谈判出售其印度业务51-55%的股份，原来只愿意出售26%；另一家中国企业，愿意以占有更低的股权与印度塔塔旗下的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在印度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企图借此机会吸引中国企业前往投资，进而空手套白狼，攫取中国的资本和技术。

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看，资本逐利是本性使然，很难要求所有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讲政治或爱国，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措施——私企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很难对其提出过多要求；不过对于一些国企，我认为应当讲政治，国家也可以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标准。

某中企印度工厂内，一名工人正在进行焊接作业。 资料图：彭博社

观察者网：过去几年，小米、vivo等中企在印度的经历已提供足够多的风险预警。据您了解，就化解风险方面，中企的策略有什么提升吗？

刘宗义：近期我留意到，义乌小商品市场针对印度商家采取了现款结付的交易方式，即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除此之外，可采取的交易保障方法少之又少。

比如有的人建议循法律途径维权，然而现实是印度在法律层面存在诸多问题。印度的法律程序极为冗长，而且法律条文经常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做出改动，且改动后的法律追溯期甚至能长达几十年。

所以，对于印度市场，我认为更适合采取“短平快”的商业模式。不要想着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印度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婆罗门和巴尼亚等阶层掌控着大量政治资源与国家机器，如果不是中国官方下场与这些势力正面抗衡，那么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利益将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一言概之，对中国企业而言，在印度市场的最佳策略是专注于短期、快速、灵活的贸易活动，赚取一定的利润后就可以离开，而不是想着长期大规模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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