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做的更细致的就是调查“百人斩”。日本有一个名记者叫本多胜一，本多胜一在80年代中日友好的时候来过南京，于是他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把当年的电影影像就摆上去了。然后说到了“百人斩”，结果向井的女儿就在日本的法庭起诉本多胜一，说他造谣。于是有一批日本右翼学者就给向井的女儿撑腰，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说向井是团部的参谋，野田是炮兵少尉。他们两个一个在机关，一个在炮兵，他们不可能冲到一线去杀人，身份不相符。如果你要说他们是步兵的排长、班长，这倒有可能，他们两个都在后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所谓日本的战刀杀不了那么多人。日本右派做试验，砍牲口的头，一刀下去，热血再加上骨头，说砍二三十个头这个刀就卷刃了，就杀不动了。而且向井的女儿还找了野田同村的一个证人，当年是个五六岁的小孩。五六岁的小孩看见野田回来了，崇敬地说野田叔叔你是英雄，你能杀一百个中国人，野田跟他说是假的，我只杀了五六个中国人。这是活证人。结果搞的日本法院也非常尴尬。那会儿中日友好，结果你在这儿翻“百人斩”的案，怎么办？

最后日本法庭只好宣布，“百人斩”这件事确实仅凭报纸上的报道不足为证，但是也不能否认野田和向井没有杀过中国人，只不过就是几个人和一百个人的问题。现在诉讼时效过了30年了，所以不予受理。来了个不了了之。结果日本右翼更来劲了，他们跑到英国去了，找田伯烈的祖坟去了。你不是写了《外人目睹日军之暴行》吗？找田伯烈的墓碑，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墓碑上刻的简历说：1939-1944年间，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好，你田伯烈不是个纯粹的记者，你是为国民政府做事的，所以你们的证据是伪造的。我们看看日本右派在否认战争罪行的时候做到了多么艰苦细致的考证工作，相比之下我们除了一通臭骂之外，我们又做了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

田伯烈

这样日本右翼不断地翻案，中国人也得反击。首先，我们最近这些年发现了《拉贝日记》，拉贝是德国纳粹党驻南京的头目。他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亲自记载了许多的日军暴行。还有美国记者马吉，当时是在大楼的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录像，说打死人了，拉走了妇女。最后是他的后代在美国发现了这个胶片，捐给了中国，收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去跟日本的右翼作斗争，但我们显得过于势单力薄。

比如说这位美籍华人姑娘张纯如，祖上是中国人，她在美国长大。她在档案馆里突然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她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罪恶吗？于是张纯如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一本《南京暴行》。这本英文书当年在美国成为第一畅销书，名声大噪。日本学者群起而攻之，几十个学者围攻张纯如，他们抓住张纯如最大一个弱点，就是张纯如是学文学出身，不是学历史出身，所以她在记录过程中有很多是想象的，有很多是文学描述的。日本学者说这个地方叙述不准确，那个地方叙述不正确，提了一百多处硬伤，全面否定张纯如这本书。张纯如在这种围攻下，最后得了抑郁症，开枪自杀了。

所以今天谈到东京审判，再看看日本国内这种不认罪和右翼的种种行为，特别是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里边把东条英机供奉起来，当做他们国家的烈士来纪念。这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参拜靖国神社的这些老鬼子依然还在怀念他们当年的场景。我到靖国神社里去看，东条英机为什么供在里面。结果人家就跟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观念，是一个人生前再作恶，他只要是死了，过去的罪恶也就一笔勾销了。东条他们这几个人属于“死于非命”，而且他们又是替天皇“殉国”的，所以日本右翼最后决定还是要把他们供在里面。

但是东条的牌位真的不显赫，我找了半天，结果东条就跟这些日本兵、女护士的摆在一起。靖国神社里供的照片最大的是谁？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的日本运动员，得了奖牌，又去从军，战争中死了，他们的照片倒是单独的，好大的个儿，那算是名人。但是你日本首相去参拜，那就说明了你的一个态度。我们中国人不管你那一套价值观，我们认为你这就是贼心不死，你这就是对战争不承认罪行。

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照片

日本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

为什么不承认战争罪行？因为在日本人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觉得你中国人没有打败我，是美国人、苏联人打败的我，所以我不服，不服就跟你中国人较劲。所以，日本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直就有，但是我们过去没有特别的关注。像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准备恢复邦交，那是抱着友好的态度来的。结果田中来了之后对周恩来说，日本在历史上给中国“添了麻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周恩来脸色一变，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罪行，难道仅仅是“添麻烦”吗？田中说这是我们的敬语，“添麻烦”就是我们的过错。周恩来给他留下八个字，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句老实话，我们中国当时是要跟日本友好，是希望能够开放，打开国门，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大原则，在小问题上，在追究日本的罪行问题以及索赔问题等方面，我们都让了一步，没有索赔，也没有把日本就战争罪行道歉写入联合公报。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主张是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这样使中日不再战。在和平条约里强调中日永远不再发生战争，这都是在中日友好的时候。

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日本人发中国财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录音机、照相机、电视、冰箱、洗衣机充斥中国市场，那是日本最发财的20年。所以他们可以对中国友好，因为他们有利可图。等到风水轮流转，中国到90年代经济强大起来，不但日本经济停滞了，而且中国反而顺差了，向日本出口，把日本的市场挤掉了。所以日本就开始不平衡了。

在这个大趋势下，嫉妒中国的崛起，嫉妒中国的发展，日本人的岛民心态和右翼就开始越来越上升了。我们今天才开始认识到东京审判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东京审判的研究，我们才能跟日本具有对话的能力。所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第一步就是把日本的原始史料全部影印过来。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80卷，检察官的记录50卷，到底是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搞的？你只有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你才真正能在国际上具有一席之地，能够坚持历史的正义。所以我们不断出版东京审判的原始文献，再不断研究发表新的成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我们在上海开第一届国内的东京审判研究国际会议的时候，日本来了两个学者。一个是老日本共产党党员粟屋宪太郎，他这么多年是从事东京审判的权威，但他绝对是一个左派。还有一个是户谷由麻，她是粟屋的学生，在日本国内受到排挤，所以到夏威夷大学任教。他们到中国参加会议，一看中国这么多人参会，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他说：我以前在日本搞东京审判研究的时候是一个“孤儿”，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你们这才是战舰，才真的形成了团队。但是我们非常清醒，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开始，而日本右翼的学者著作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所以在反击日本右派这个问题上，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与其当愤青天天骂安倍，天天骂小日本鬼子，说老实话，日本人不会尊敬你，而且看不起你。你拍那么多的抗日神剧，正表示了你的浅薄，丝毫不会给国家和民族增加荣誉。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讲座，一方面是给大家讲一些东京审判的过程，还有就是谈一些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鉴于往事，我们展望未来，中日关系大潮流，中日两国人民肯定是友好的，肯定是不愿意发生战争的。但是我们要警惕右翼，警惕日本对战争罪行的否认。这样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既要有一颗爱国之心，而且又要做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这才是真正的贡献，这才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