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科技神学（technological theology）。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技神学又与某种施密特主义（Schmittian）和施特劳斯主义（Straussian）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关于未来社会的精英主义叙事。我认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内部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和解决。而由于当前AI的发展长期以北美为中心，这种对未来的暗黑想象也不断向全球扩散。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出现实际上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当中国不断开辟新的技术空间和发展路径时，这种空间如果能够不断扩大，或许就有助于打破“黑暗启蒙”式“恶托邦”（Dystopia）对未来想象的垄断。

殷之光：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你刚才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AI在全球扩散的过程中，它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多样性应该被纳入AI治理，这既意味着要发展能够覆盖多种语言的大语言模型，也意味着要开发能够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本土化AI模型。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更基础的前提，也就是它的物质基础。

首先，大语言模型本身必须更加可及，算法要足够便宜，也要更加开放；其次，支撑AI发展的能源成本，尤其是电力，也必须足够低。

否则，我们前面讨论的多样性、包容性乃至全球治理，都只是建立在空中的上层建筑。只有在人们能够负担得起AI、拥有稳定而廉价的能源供给，同时大模型本身足够低成本、足够开源的前提下，这些治理目标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而恰恰是在这些基础条件上，中国近年来所做的努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李汉松：是的。除了开源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AI真正与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结合起来。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适当放缓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大语言模型在能力上的极限竞争，但一定要更加关注，它究竟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这是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就是可持续能源。AI的发展高度依赖电力，因此，可再生、可持续能源本身也是AI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一直在持续投入，而美国相对缺乏这样的长期战略。

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等事件，都进一步凸显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逐渐意识到，长期依赖能源进口所带来的脆弱性，因此开始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而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推进，相对仍然比较有限。

因此，AI的发展不仅要与社会和经济深度结合，也必须建立在更加多元化、可持续的能源体系之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究竟希望AI走向何方。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AI治理问题。目前，新加坡正推动东盟探索区域性的AI治理框架，非盟也在讨论相关议题，印尼等国家同样积极参与其中。

相比之下，美国长期以来更倾向于让脱缰野马似的创新领跑，只有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才开始介入监管。

殷之光：某种意义上，这仍然延续了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形成的治理路径和制度惯性。他们更强调市场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提前通过公共治理去塑造技术发展的方向。从认识论上来看，这其实就像我们常说的“空中楼阁”。

就像有人吃了六碗面，到第七碗才觉得饱，于是便以为真正起作用的只有第七碗；又像《孟子》里的寓言，只想建第二层楼，而忘记了第一层才是整个建筑的基础。很多人仿佛认为，只要掌握了最尖端的技术，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实际上，发展始终是一个系统工程。

因此，把人的生存重新带回技术发展和全球治理的讨论，把技术真正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我认为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李汉松：是的。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社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撕裂，但人们却很少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撕裂是否正是因为长期建造“空中楼阁”，忽视了底层社会的真实处境。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技术进步之外，他们自然会对这种发展模式表达不满。即便今天这些不满已经转化为十分具体的政治后果，美国社会仍然缺乏一种系统性的政治反思。这一点，我认为是令人失望的。

殷之光：那么，反过来看，如果全球南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一种更加具有人类主体性的技术发展和全球治理？

李汉松：关键就在于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过去，资源和话语权长期掌握在少数国家和少数企业手中，因此很多国际规则并没有真正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提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没有代表，就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却在缺乏广泛代表性的情况下，主导着全球规则，并让其他国家承担相应成本。

因此，在AI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重新制定国际规则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共同制定、共同治理。只有真正参与规则制定，各国才会认可规则的合法性，也才愿意共同遵守。否则，如果规则不是我参与制定的，我为什么要接受它、遵守它？我认为，这才是未来AI全球治理最根本的原则。

7月18日，参观者在观看智能机器人进行物品分拣演示。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殷之光：这也正好契合正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大会强调的协同治理、普惠发展等议题，其实都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关键词。

李汉松：是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一套关于人工智能的共同智慧，并以这种共同智慧逐步凝聚共同共识，最终形成共同遵循的规范。

当然，这套规范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完美的，它一定会经历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只要能够持续积累，它终究会逐渐成熟，并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机制。

过去，黑格尔式的历史观认为，西方代表着普遍性，而其他文明只是具有地方性、边缘性——它们或许很有趣，但终究只是“有趣”而已。今天，如果全球南方能够真正参与普遍规则的建构，那么它就不仅仅是规则的接受者，也能够成为普遍性的共同塑造者。

殷之光：我同意。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目标是重复一种新的“黑格尔式普遍性”，不是要用我们的普遍性去取代别人的普遍性，更不是简单地把全球北方“裹挟”进来。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天关于全球治理、AI治理的讨论中，我们重新把一种道德哲学的维度带了回来。

公平、正义、向善……这些概念看起来似乎很抽象，但实际上，它们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身处哪个文明、哪种文化，人们都无法回避对于善、公平与共同生活的追求。

遗憾的是，自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发展理论和全球治理实践越来越强调工具理性，试图把这些看似模糊、却真正体现人类价值追求的道德问题排除在外。

而今天，无论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是关于AI全球治理的相关倡议和白皮书，都在尝试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重新纳入AI治理的讨论之中。

李汉松：正因为如此，道义本身才具有普遍性。人本来就是一种具有道义追求的存在，我们天然关心公平、正义，也关心如何共同生活。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裹挟”，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裹挟，而是指一种道义上的吸引力。

对于那些最初不愿参与共同治理的国家来说，当世界上出现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具有道义正当性的治理方案时，它们就拥有了新的选择。最终，大家会根据不同规范所体现的价值理念，选择自己愿意参与的治理体系。这并不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强制，而更接近一种“规范性现实主义”（normative realism）。

殷之光：或者说，不是被迫加入，而是在共同实践中逐渐被吸引、被吸纳，并最终形成新的共识。

李汉松：对，“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和价值，让更多人愿意主动参与。

殷之光：这是一种在实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和议，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适合作为今天讨论的结尾。

李汉松：因为最后还是落在“共同”——共同治理、共同发展、共同生活。

殷之光：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基础，就是“道义”。

李汉松：其实，西方传统在工具理性兴起之前，本身也是高度道义化的。包括自然法传统，以及现代国际法中关于人权、人道等基本原则，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自然法思想。归根结底，这些传统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类怎样才能更好地共同生活。

殷之光：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欧洲有自然法传统，而中国同样有对于普遍道义的追求。中国虽然没有“神法”的观念，但始终强调“天道”“法自然”，同样关心公平、正义、可持续等人类共同价值。这些价值，恰恰构成了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公约数。

同时，我们也始终强调，要以辩证的眼光理解自由与统一、冲突与合作之间的关系，在整体联系中理解世界。我觉得，今天这场讨论虽然话题看似很散，但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在既有的不平等格局之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思考人类秩序的未来？

李汉松：核心关怀始终没有变，就是以人为本。

殷之光：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文明互鉴的意义。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主体，而是在不断交流、互动和相互塑造中共同发展。当然，这个过程会有冲突，也会有矛盾，但正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非常感谢你今年再次来到复旦大学“共同体治理与全球南方的去依附发展”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也感谢你带来这样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的精彩讨论。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今天没来得及展开的话题要讲？

李汉松：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移民火星了，我们这个暑期学校该怎么办？

殷之光：那时候恐怕就不仅是全球正义，而是“星际正义”（interplanetary justice）的问题了。

李汉松：不过，无论是在地球还是火星，人始终还处于“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只要还有人，就依然会面对公平、正义、共同生活这些根本问题。无论是改革联合国、建立新的国际机制，还是未来走向星际社会，我们最终要回答的，始终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不同的人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合作、共同发展。

所以，无论移不移民火星，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始终没有改变。

殷之光：这一点我特别赞同。在最近的一些研究和讨论中，我都会强调一个议题：“把人带回来”，包括我们今天所有关于AI、关于治理、关于发展的讨论，最终都应该回到人本身。我们所有工作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以人为中心，为人的发展服务。这也是共享发展、共享治理最根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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