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造川藏、青藏公路修筑奇迹的建设者与“两路”精神的形成

川藏、青藏公路的成功修筑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公路史上的奇迹，而奇迹的创造来自建设者。

1984年12月25 日，川藏、青藏公路通车30周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此立碑纪念，碑文中有：“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方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座。五易寒暑，艰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由碑文的数据可知，“两路”修筑的建设者有11万之多，有3千人为之牺牲。

这是1954年筑路大军修筑康藏公路（1955年改名为川藏公路）的资料照片

对于“两路”建设者的构成，1954年12月26 日，张国华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文中提及：

“数年来，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各族民工，坚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投入了康藏的修筑工程，接着又修筑青藏公路……在完成如此艰巨的筑路工程中，祖国各地尤其是西南、西北各地的汉、藏、苗、回、蒙、哈萨克等各族人民，给予人力、物力和运输等各方面以大力援助。”

解放军指战员是修筑“两路”的主力，从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1950年12月10 日，解放军第十八军五十三师一九五团一营三连炮班班长张福林，为打通雀儿山公路光荣牺牲。

当天，张福林带领全班用放大炮的方法，第一炮用70公斤炸药炸掉石头540方，第二炮用40公斤炸药又炸掉坚石470方，使工程效率提高了24倍。张福林在战友吃午饭时，独自一人在工地检查石方作业，一块两立方左右的石块砸在他的身上。抢救时他从衣袋掏出四元五角钱，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部队党委将张生前所在的班命名为“张福林班”，该班涌现出文绍华等英雄模范。张福林身上表现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不断激励着参与筑路的广大指战员。

1951年6月18日魏克访问一五六团七连战士，了解正在修筑的康藏公路达马拉山段情形。

由于当时修路工具比较少，该连八班的战士唐合德说，八班有8个人，只有两把铁锨和一个洋镐，只有两班、三班倒，人闲工具不闲。15天洋镐磨去了3寸，用牛粪烧红后捻长了继续用。这种不怕吃苦、艰苦奋斗的精神，普遍存在于“两路”修筑现场。

1953年7月，康藏公路怒江工程段遇到线路探测困难，一六二团五连崔锡明、张仁义爬过沿江的绝壁悬崖，探明了过江后到冷曲河口的一段路。崔锡明、张仁义被誉为“怒江探险英雄”。

崔锡明在1954年11月10日接受采访时谈到攀爬绝壁悬崖情形： “我斜下了二三百米，前面一个流水坡，光光的，下面一块孤石头，如果溜下去踩住那块石头，就可以过去，踩不住，就掉到下面江水里了。我一个人又想了一下，想到五四年底要通车，想到牺牲的张排长、黄继光……我脱下鞋子，垫在屁股上，向下一溜，滑下了七八米，正好踏在那块孤石上，这里离江面三四百米。”这是一种不怕死、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

1954年5月，慕生忠将军带领1200多名民工和解放军战士出发修筑青藏公路。在修路过程中，慕生忠向上级汇报要求增援，彭德怀下令派两个工兵团1000多名战士修筑青藏公路。就是这2000多人，用了7个多月时间使青藏公路顺利通车，在青藏高原上创造了奇迹。

慕生忠后来回忆，拿下雪水河工程后，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他派出第一工程队到昆仑山以南，距后边已通车地方170公里。他对第一工程队队长马珍说：“你们带20天口粮，到时我把汽车开到你工地。”20天后，在战士们的艰苦努力下，最终完成了这170公里路程的修筑。

慕生忠将军带领部队和民工修筑青藏公路的感人事迹，后来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天路》以及电影《天慕》。

“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

民工亦是“两路”修筑的重要建设者。慕生忠将军最初带领的修筑青藏公路的1200多人，绝大部分为民工。

在川藏公路西段工程修筑中，藏族民工参加修路的人数9000多人，其中集体立功和个人立功的人数达5000多人。模范人物“有创造双轮推土车的民工曲旺敦珠、有一天背土1100筐的女民工曲贞，还有以五个工作日爆破岩石120方的民工爆破班长彭错坚赞等”。

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这些藏族民工应乌拉差役而来，实际上绝大多数为封建农奴，地位低下，十分畏惧带领他们来的头人。修路的解放军指战员在与藏族民工共同劳动时，处处关心他们，平等对待他们，以实际行动影响他们，促进了军民感情和民族团结。

1954年初夏，曲水宗藏族修路民工扎西朗杰不慎落入河中，解放军战士阴正元、殷相尧毫不犹豫跳进河中营救，扎西朗杰得救。扎西朗杰对两位救命恩人说：“我是死过的人，是你们俩又给我一条命。今后我要永远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话。”

1984年，穰明德为纪念川藏公路通车30周年撰写了《我国公路史上的奇迹》一文，强调：“除广大 战士、工人的辛勤劳动外，川藏路建成与许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工作和才智是分不开的。”

这许多专家中，就包括苏联专家别路·包罗多夫。1952年8月，别路·包罗多夫到达康藏公路修筑工地后，帮助草拟了《测量设计规程》《施工规范》等有关公路建设文件，还介绍了苏联木架构钉板桥梁理论和做法。根据这一理论和做法，康藏公路上有一座桥梁减短后的长度仅为原长的74%，节省了大量建桥资金。针对容易坍方的问题，别路·包罗多夫“具体介绍了关于做天沟、暗沟、挡墙等的先进作法和干砌挡土墙理论上的计算方法”，“现在沿线都已采用了干砌块石护墙，使坍方事故大大减少，从而大量节省了填方工程，也便利行车”。

修筑川藏公路时，施工部队需要跨过怒江。由于怒江水流速大，过河的绳索无法拉过去，便桥无法架起来。工程师张天翔仔细观察怒江水纹，发现水纹斜线过江心后指向回水湾的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离对岸只有二三十米。张天翔提出一个方案，制作载有架桥材料和绳索的木筏，利用江水力量将其送到大漩涡，再将木筏拖到对岸。很快，简便吊桥就在怒江上架起。张天翔利用其才智为修筑作出贡献，他因此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各族人民的支援对“两路”修筑亦十分重要。四川德格县的藏族妇女曲梅巴珍，在支援筑路运输中历经不少困难。如有一次运输队在雀儿山宿营，四处荒无人烟，她和同伴将雪和糌粑揉在一起吃。她们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赶着牦牛完成了任务。

曲梅巴珍是支援筑路运输中涌现出来的著名模范，成千上万的“曲梅巴珍”为筑路作出贡献。1953年春，康藏公路华东医疗队从上海出发，18岁的严承珍报名参加了这支医疗队。在高原修路，区外的工人一 下子很难适应，出现了不少伤病员，这支医疗队负责在昌都治疗和照顾他们。经过精心治疗和调理，大部分恢复了的伤病员，得以重返筑路现场。

一段公路修好之后需要养护，道班是最基层的养路单位，而道班工人则是公路正常运输的维护者。

青藏公路修成后，维护公路的道班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用三根杆子、几个木橛子搭一顶小帆布帐篷，或挖个土窑洞”，除了在里面睡觉、挡雨雪，其余活动均在露天。青藏高原寒冬一般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帐篷内的温度只比外边高一度。道班工人长期生活在冰冻环境中，御寒用品只有简单的羊皮大衣、皮帽、毡靴；若在柴达木盆地做道班工人，这里是戈壁沙滩，夏季白日骄阳似火，晚上蚊虫叮咬。道班工人长期吃不到青菜、瓜果，主要以辣椒面就饭吃；青藏高原水烧不开，饭煮不熟，有些地方缺饮水和燃料，他们洗脸都很困难。长期受阳光紫外线的强烈刺激以及冬季如刀般的寒风吹拂，道班工人的皮肤呈黑红青紫色。

青藏公路的道班工人是 “公路保姆”，他们是青藏公路的“路石”。

川藏公路的养护亦很艰苦。雀儿山是川藏公路沿线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000多米，气候变幻无常。驻守在雀儿山的数百名道班工人，经常同气候造成的灾害作英勇斗争。在雀儿山，对公路威胁最大的是积雪和冰冻。由于海拔高，七八月就下大雪，这时道班工人就需要铲雪铺沙，让汽车通过；冬季山上涵洞结冰，阻塞水流去路，水溢到路面结冰，公路又硬又滑，道班工人此时需要钻进涵洞，用铁锤将路上冰面砸开。

这些道班工人就是川藏公路的 “路石”，顽强拼搏，默默奉献。

1987年，川藏公路雀儿山五道班工人在工作。

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川藏、青藏公路通车6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在建设和养护“两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路”精神的概括，高屋建瓴，十分精辟，是对“两路”修筑伟大意义的深刻揭示。

2014年9月18日，武警交通二支队的官兵在波密县烈士陵园祭奠烈士。在川藏公路沿线的许多地方，都有为当年筑路部队和当代护路部队因公牺牲的烈士所建的陵园。

结语

川藏、青藏公路的修成，开创了中国公路交通史上的奇迹，极大改变了西藏交通的原始落后状态，而这一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辛苦创造的。

1950—1954年“两路”的修筑，是和平解放西藏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及相关毗邻地区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建设工程。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西藏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在西藏扎稳脚跟，关系到西南边疆的巩固和祖国大陆的统一。

川藏、青藏公路的成功修筑，在西藏及相关毗邻地区的当代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路”就像血管，将西藏及相关毗邻地区与祖国其他地区血肉相连；“两路”就像祖国母亲伸出的手臂，紧紧将西藏等地拥抱在温暖的怀中。

川藏、青藏公路的修成，离不开11万中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和三千志士的英勇无畏，正是这些建设者创造了“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它必将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