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一家量子计算公司的高管介绍，在国资投资一家新公司之前，官员们会与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进行磋商，以了解新公司将如何融入产业链。一位刚刚在合肥创业的年轻企业家说，要打入这些产业集团的难度非常大。供应链内部几乎没有激烈竞争的余地。相反，其重点在于击败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公司。

该模式的第四个要素是国有资本。当全世界的其他城市把钱花在盖学校、修下水道和为穷人建设保障房时，合肥市政府将资金投入到它所能发现的最有前途的公司中。合肥曾被形容为“投资银行家的政府”。合肥市政府的支出主要流向三个领域，每一处都有庞大的投资组合，涵盖数百个投资项目。

链式旋律

这些投资为市政府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力。京东方和蔚来等公司处于这个庞大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一些更小的公司迁往合肥，就是为了更接近它们。绝大多数公司仍是私营企业，但如果他们符合政府对供应链的规划，就可能吸引到一些国有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供应链被一小部分由合肥市政府所领导的国有投资集团连接起来。

近十年来，中国各个省市都在尝试由国家支持的风险投资，融资额高达1万亿美元。不少投资的回报率表现平平，还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关部门去年开展反腐行动，抓捕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大批高管。

合肥为何与众不同？这座城市的国有资本显然从城市的历史与地理位置中获益良多。不是每一座内陆城市都能一边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边不被它“淹没”，或者迎来一所知名大学。“链长制”的密切联结也确保了合肥国有投资集团的每一项决策都能得到产业界指导。

合肥的国有投资集团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精神。大多数城市缺少运营私募股权基金的经验。他们没有动力去做许多年以后才能收获回报、充满不确定性的赌注。领导干部通常只会在一个地方任职五年。就算某项长期投资取得了成功，届时他们早已调离、无法为自己增添政绩。这种习惯会影响官员们的投资倾向。研究机构佳富龙洲（ 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师Tilly Zhang举例称，许多地方政府会将资金投入到芯片设计，而不是制造领域。因为芯片设计的资本密集度较低、能更快获得回报。

合肥的国有投资集团没有这种限制。当地政府的第一笔大规模投资是在2008年，向京东方投资52亿美元。当时的液晶显示屏产业仍被日本与韩国主导。悲观者认为，中国公司需要许多年才能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但京东方最终选择在合肥建立数座工厂，此后便主导了全球液晶屏产业。

京东方在合肥的自动化工厂

投资电动汽车公司蔚来的风险更高。2020年，当该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合肥市投资了50亿人民币。蔚来将中国区总部与部分生产设施搬到合肥。不到两年，蔚来就起死回生，股价也一路飙升。彭博社报道称，合肥市从原始投资中获得了高达5.5倍的回报。合肥建投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同时投资了京东方与蔚来。从2019年到2021年，该集团每年的投资收益超过50亿人民币。

为了实现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愿景，合肥模式需要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开来。相对更小的城市需要能孕育出电动车、太阳能与芯片等主导产业中的大公司。仅有一条“量子大街”是不够的。

但某一座城市的经验往往会成为全国各地区的借鉴模版。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模式”开创了中国劳动力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先河，使中国南方发展成世界工厂。大约同一时期，以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命名的“温州模式”表明，通过家庭储蓄支持的家族式企业，在全国各地的流动销售代理帮助下，也能取得成功。

“合肥模式”能够出口吗？邢自强认为，部分中国内陆城市也具备类似的起步条件，比如优秀的学校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它们也许可以复制合肥的某些投资策略。

然而合肥的成功表明，光有教育、工业和地理条件并不够，政治上的主动性也将发挥作用。“合肥模式”需要进取心与胆识，国有投资集团必须承担并不总能收获回报的风险。如果地方干部没有失败的自由，这种模式将很难在其他城市取得成功。

（原文于8月5日发布在《经济学人》网站，翻译有删节。原标题：“一个不太知名的科技产业城市如何彰显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An unlikely tech cluster exemplifies China’s economic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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