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法案》虽然没有明文限定文物归还的对象只适用于非洲国家，但从立法背景来看，其返还的重点和优先国家应当是非洲前法国殖民地国家。

其次，《法案》将军事物品、公共档案以及考古发掘的文物排除在返还范围外，但并未对这些关键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因此，如何理解“军事物品”等概念的具体含义，将直接决定当年被法国通过战争掠夺的中国文物是否能被纳入返还范围。

再次，为确保法国掌控返还进程，《法案》设置了文物返还程序，主要包含两个委员会的审查环节，一是由法国与请求国协商组建的科学委员会，二是由国家博物馆、政府及议会代表组成的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通过上述两个委员会审查后，再由法国文化部长签发行政令予以返还。

由此可见，《法案》生效后，并不像一些自媒体宣传的那样，法国将主动、彻底地返还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获得的外国文物，而仅仅是通过立法形式破解了之前向外国返还文物的法律障碍，从而使文物返还从过去的近乎不可能变成一种可以推动和实现的可能。未来，有哪些国家的文物以及有哪些文物将被返还，主要取决于法国制定的优先顺序和程序，也与文物原属国的准备情况和应对方案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首先需要行动起来，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统筹领导下，组织专业人员跟踪研究法案的后续立法进程及其条文含义，对《法案》进行全面、准确和及时的研读和判断，为我国适时启动追索奠定基础。

其次，我国应尽早展开流失法国文物的溯源工作，尽可能搜集文物从流失到被法国博物馆收藏的全链条证据线索，并根据溯源工作的难易度、文物的价值等因素制定对法国文物追索的清单及其优先顺序，为与法国政府谈判追索被该国劫掠的中国文物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建设。

2024年11月18日，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人们在“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上参观。 图源：新华社

最后，法国此次通过便利文物返还的立法，与日本在返还其劫掠亚洲文物问题上的长期消极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国应加大舆论传播，在积极肯定法国做法的同时，引导国际社会关注日本返还劫掠文物的问题，呼吁日本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反省历史罪行，而不应继续在文物返还问题上装聋作哑。

需要强调的是，与欧美列强相比，日本劫掠中国文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劫掠时间跨度长，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前。

二是劫掠地区广，日本侵华数十载，我大半国土先后沦陷，这导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型文物都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

三是劫掠数量多。据中国政府不完全统计，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共约1879箱，360万件，遭到破坏的文化古迹达741处。

然而，直到今天，日本一直没有向中国返还其劫掠的文物，甚至刻意掩盖、极力否认之。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右倾化趋势，否认甚至美化战争罪行的言论甚嚣尘上，这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本暴力掠夺的不计其数的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屈辱近代史的见证，也是日本侵略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因此，呼吁日本正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尽早改变立场，返还其劫掠的中国文物，不仅是中华民族不容剥夺的权利，也是与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对于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世界秩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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