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被盗，那些非常珍贵的文物在西方博物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著名的《女史箴图》在大英博物馆就是因为英国人不知道正确的保护方法导致它受到严重破坏，这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十分痛心和遗憾。

由于修复不当而被严重破坏的《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

因此，西方博物馆提出的所谓“环球博物馆宣言”并不能为拒绝返还提供充分的理由。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通过努力，在文物返还方面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最关键的就是三部公约：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议定书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

《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

各位可能要问，既然我们今天追索文物已经有了可用的国际公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借此向大英博物馆、向日本去要求返还文物呢？这里就涉及到了几个主要的法律障碍：

第一，国际条约有一个基本原则叫“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不论是国际条约还是法律，都不适用于其生效之前的事件和行为。对中国而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都是发生在1945年之前，而这些公约当时都没有诞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依据这些公约要求英国、法国、日本返还。

第二，这些公约的适用范围今天来看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以“1995年公约”为例，这部公约非常好，它的名字叫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依据这部公约，只要被盗文物都应当返还。但就是因为这部公约明显地有利于文物原属国追索文物，直到今天也只有50多个国家加入——包括英国、美国等绝大部分文物流入国都拒绝加入。

因此，这些公约固然重要，但实际在追索历史上因战争和被盗而流失的文物的工作中，它们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所以文物一旦流失出国，我们再通过法律途径把它追索回来是非常之难。

我们以我亲自参与的“肉身坐佛案”为例。这件文物在1995年12月14日于福建的一座祠堂中被盗，经香港卖给了荷兰人，最后由一名叫奥斯卡的荷兰人持有。2015持有人把它租借给匈牙利自然博物馆展出，展出之前，博物馆工作人员把它过CT时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座佛像里面是一尊几乎完整的人体遗骸。肉身佛是我们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当普遍的一个文化历史现象。2015年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福建的村民很快就发现，这不就是我们近20年来苦苦追寻的张公祖师吗？于是开启了漫漫的文物追索之路。

被盗流失海外的福建“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

村民兵分两路，一路在荷兰法院提起诉讼，一路在中国法院起诉。我们作为法律研究者为这个案子提供了一些法律的研判，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最好是由荷兰的法院受理，因为被告在荷兰，这尊佛现在也在荷兰，所以如果由荷兰法院判决，就直接可以承认和执行。不过很可惜，2018年荷兰法院以“不知道什么是村民委员会”为理由驳回了我们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尽管我写了好几封法律专家意见给荷兰法院，告诉他什么叫村民委员会，为什么依据中国法律，它是一个适格的诉讼主体，很遗憾，这个观点并没有被采纳。而且荷兰的法院用了三年时间才做出这样一个裁决，司法效率未免也过低了。

随后我们中国的法院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审判，我一开始有一个预判，被告荷兰人有可能不理中国法院的传票管辖权。但是后来我很惊奇地发现，被告在收到我们中国法院的传票以后，不仅没有对我们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委派两名中国律师应诉答辩。后来，在荷兰的诉讼材料中，我发现他给荷兰法官写了一封信，说他收到中国法院传票以后很紧张，几天晚上睡不着觉，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不理中国法院的判决，中国一定会派警察把我抓到中国去坐监狱。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最后在中国的法院，我们通过一审和二审都做出了要求被告返还的判决。

这个案子从2015年到今年已经10年了，我们的法院虽然做出了两审终审胜诉判决，但是因为法院判决的跨国间承认和执行的障碍，实际上章公祖师还没有真正地回到祖国，尽管我们这是中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第一案，但也体现出在实践中通过法律途径追索文物还是相当难的。